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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丝毫不顾及这样一种组合有多么奇特怪异。
中学所学的语法被称为烦琐教条。
在马尔主义极盛时代，就连避居塔什干的波里瓦诺夫也无法安心。
1934年，在乌兹别克文化建设科研所他开设课程讲授马尔学说，引起一场风波，最后导致他不得不黯然离开该所。
在中亚他还可以出书，但在1931年以后的莫斯科，他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出书了。
在远东的语言学研究工作也完全停滞下来。
凡是不符合马尔学说的书籍一概被取缔。
到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马尔主义似乎已经取得彻底的胜利，俨然时代潮流，浩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然而，“始作俑者”
的马尔本人似乎并非那么气定神闲。
学界风传，就在这些年中，有一次列·帕·雅库宾斯基去马尔家找他，发现他躲藏在床底下。
原来，听到敲门声，马尔以为来人是来逮捕他的，惊慌失措的他居然出此下策。
可见，就连他这样诸事顺遂的学者也天天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
他本来十分强壮的身体开始急速瘦弱和恶化：早在1932年，马尔讲课时就得有人搀扶。
在马尔科研工作45年纪念日前，马尔被授予列宁勋章，而且语言与思维研究所也开始以马尔命名。
1934年在马尔生病期间，大规模逮捕语言学家的行动就已经开始了。
这在莫斯科被称作“斯拉夫学者案件”
。
许多知名学者被捕，其中绝大多数是非马尔派，有的甚至是马尔学说的反对者。
其中两位在1937年被枪决。
学院也有人因“政治上的缺陷”
而被贬黜。
马尔本人也在那些年中急遽萎缩。
晚年的他可能对“语言新学说”
感到懊悔，但一切为时已晚。
1934年12月20日，马尔去世。
刚刚因失去基洛夫而沉浸在悲痛中的列宁格勒现在又一次披上了丧服。
葬礼日中小学调了课。
还出版了纪念文集《前资本主义社会史问题》。
文集汇集了关于马尔传记、生平和科学工作的资料，但也有关于他早年许多不体面的材料，编者的用意难以揣摩。
伊·伊·缅夏宁诺夫继任语言与思维研究所所长，并开始实施没有马尔的“语言新学说”
宣传工程。
如果没有斯大林1950年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文章，语言学界争论的许多问题，便会长期得不到解决。
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文章，一举扭转了学术界长期以来沉闷、沉默的局面，打破了马尔学派独霸天下的整体格局。
斯大林的文章坚持了语言的社会性和意识形态性，为语言学研究指出了正确方向。
巴赫金也对文章的发表有过表示。
他说道：“斯大林关于语言的观点是把语言看作一个体系（而且是规范的体系），这个体系是言语交际的条件，与言语交际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二者并不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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