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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斯大林文章的发表，犹如拨开云雾见晴天，马尔主义这个苏联语言学界的高尔吉亚结被快刀斩乱麻地解开了。
非马尔主义者欢欣鼓舞，兴高采烈，马尔主义者垂头丧气，忏悔不已。
还有的学者当即开始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写作语言学论文。
斯大林的文章很快被称誉为“天才的”
和“经典的”
论述。
单行本很快就印行了数百万册之多，广播大为宣传，各地到处都在组织研讨会讨论这些文章的意义。
语言学家们纷纷庆幸：“语言学理论问题首次走入百姓心灵。”
“约·维·斯大林把语言学的意义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反对马尔主义者的斗争在人们眼里与反世界主义者别无二致，虽然核心内容截然不同，而且，语言学界那些反对世界主义者的人已经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知识分子圈积极响应斯大林的文章。
首先，语言学界以及其他学术界的形势缓和下来了，马尔的影响如今被定性为“阿拉克切耶夫体制”
而受到了批判。
第二，对语言学界庸俗社会学思想的批判以及对伪民主争论形势的摒弃，给人们以希望，即希望意识形态气候会得到根本改善。
斯大林关于有不同意见争论和批评之自由的言论，也给了人以希望。
1950年夏秋之交语言学界无论是马尔分子还是非马尔分子，语言学家们都真诚地喜悦。
86岁高龄的老学者谢·伊·索勃列夫斯基著文声称：如果马尔学说被当成科学，那科学也就堕落成为江湖术士和招摇撞骗的骗术了。
另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瓦·费·希斯马廖夫认为20世纪20年代前后语言学界备受压抑，说马尔既是一个天才，但也是一个被魔法蛊惑了的巫师。
这些革命前的老学者未必喜欢斯大林，但由于斯大林他们可以像过节似的走到大街上畅所欲言了。
还没等官方争论结束，苏联科学院最高主席团就作出了采取措施的决议。
前马尔分子被纷纷解职。
在声讨马尔和马尔主义的热潮中，许多好的坏的、真的假的都被强加在无辜和有罪的马尔头上，不容分辩。
马尔主义的历史本身对于语言学家没有什么意义：“语言新学说”
业已销声匿迹，它的基本观点已经再也不会复活了。
但马尔主义的历史却是个人崇拜历史的一部分——它的意义端在于此。
现在恐怕只有那些喜好猎奇的人才会对“语言新学说”
产生一探的念头。
马尔之前和之后善于提出振聋发聩的大胆学说的学术界所在多有，但只有马尔能把自己的歪理邪说变成官方教条。
探讨一下这样的歪理邪说为什么居然能从上到下获得一致拥戴，肯定很有意义。
1950年斯大林就具体语言学科问题发表著作，固然有其正面的作用，但也难免不产生负面影响。
任何一个正直的语言学家都不能否认这些文章的正面影响。
1950年语言学界所发生的事件只具有地方性意义，它并未改变国家的整个形势。
1953年以后，语言学界有人认为马尔是冤枉的，应该大力为其恢复名誉。
经过半个世纪的沉沦，1987年，马尔的语言学著作获得机会重版。
出版者在前言中指出：1924年以前，马尔的语言学著作尚不失其科研价值。
但对“语言新学说”
仍持否定态度。
翌年，弗赖登贝格发表他1937年纪念马尔的演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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