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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词情真意切:“马尔就是我们的思想界,我们的社会和科研生活,就是我们的传记。”
“我的生活被照亮了!”
在出版者和作者眼中马尔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的伟大学者。
他的“语言新学说”
也并非一无是处(如主张语言的稳定性问题、原始思维的特点问题等),尚有可取之处。
《俄罗斯话语》则发表了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所长费·帕·费林在1975年的一次演说,旨在为马尔辩护。
演说承认马尔是一个“非凡的人”
,“思维范围极其广阔”
。
马尔的企图破产了,但说语言具有稳定性这一思想却是会长久生存下去的。
罗·亚·布达果夫在其新著中认为:“语言新学说”
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但马尔本人却不失为一个“思维广博的学者”
和“科研先锋”
,并对1950年事件使语言学家们远离语言社会学和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对专业问题,语言学家一般选择沉默,而到处发言评论臧否的,多为非语言学家。
例如,对1950年事件,他们往往脱离语境滥施评论。
如说马·尼·彼得松也遭到斯大林的毁灭性批判,但实际上是马尔一直在压迫他。
而《十月》编辑部成员的尼·洛什卡列娃一方面不同意把马尔与李森科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又认为斯大林的著作只是使“语言学界新的错误层出不穷而已”
。
另外一篇反斯大林文章的作者米·帕·卡普斯京称马尔是“语言学界”
的“经典代表人物”
,并认为斯大林发表演说与其所提出的通过语言感染群众的机制有关:“以尼·雅·马尔这样博学的学者为代表的语言学界当然懂得这一语言交际的秘密,因而可以让整个秘密家喻户晓——因此我们应当取缔这样一种语言学,这种语言学只会向群众传达那些他们根本没必要了解的知识。”
其实,马尔是一个非常反传统、反经典的学者。
一位叫米·罗辛的剧作家甚至声称:斯大林“蒙昧主义式的”
文章“只不过是例行的绞杀知识分子的一个信号罢了”
。
历史学家也未给这一问题带来福音。
《历史问题》1988年全年4期里,分别3次提到马尔和马尔主义。
调子都是赞扬的。
马尔信徒成了历史的牺牲品。
历史被解释成斯大林原本想要支持马尔,可贝利亚却硬是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奇科巴瓦塞给了他。
历史被蒙上了层层误解:斯大林从未读过马尔的书,雅科夫列夫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走的路绝不同于马尔主义。
一切历史事实都被颠倒了。
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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