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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索绪尔时代，语言研究的对象只是各种自然语言，如德语、法语、英语、俄语及其沿革和演变的历史等等。
索绪尔的出现，终结了语言学研究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时代，同时开启了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新纪元。
从索绪尔以来，与作为一种系统概念的语言相对，产生了言语概念，但常常被纳入语言-言语系统中的言语，由于它的相关指涉性，在索绪尔的体系里难能有大的作为，尽管在他之后，一些他的继承者们，如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雅各布逊，开始采用系统功能观点，把莫斯科城郊结合部口语，纳入语言研究的对象系列，从而开启了语言和文学研究的新天地。
结构主义自其产生以来，的确刷新了语言文学研究的史册，开辟了新的天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西方，它甚至成为领导人文学科的主导派别之一。
但随着时间的迁移，结构主义固有的缺陷，它的反历史主义和反人文主义精神也逐渐暴露无遗。
结构主义者们（其中也包括解构主义者们）泥足深陷于语言的牢笼，割断了语言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纽带，路越走越窄，以致走入了死胡同。
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角度看，就是试图走出死胡同的一种尝试。
但这种尝试究竟是否成功，还有待我们在研究之后再下结论，但有一点是显然易见的，那就是解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也不足以拯救结构主义这个行将溺毙的婴儿。
那么，出路何在？
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巴赫金的理论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开始卓然显现于人类思想的地平线上。
人们正是从它的对话理论中，看到了拯救科学主义的产儿——结构（解构）主义——的希望所在。
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巴赫金的理论具有把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研究加以打通，把文学的内外视角真正加以贯通的能力。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学研究，但又结合了传统诗学研究一切从文本出发的特点，它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但却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优点和长处，把马克思主义的外部视角内在化了，把文学研究的结论真正建立在文本内部分析的基点之上，从而真正实现了文学研究内外部的贯通与融合。
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之所以具有这样一种显著优点，原因在于它的分析对象——话语——本身具有沟通两造，实现二者之间对话的显著优势。
巴赫金十分注重研究“外在与内在的复杂辩证关系”
[5]，这一点是传统语言和文学研究方法均难以望其项背的。
我们不要忘记，当年艾亨鲍姆大学刚毕业在做家教给学生讲授文学史时，就曾为类似的问题而苦恼。
他加入奥波亚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把文学史研究的结论，真正落实到文本分析的层面。
但从来的形式主义者们，大多迷失于自己真正的对象，它们大多是成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近视眼，不能真正把文学研究的宏观视角与微观视角统一在一起。
话语只有在巴赫金学派那里，才首次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在那之前，在以特定规范为标准的传统语言学里，话语是不入“大雅之堂”
的。
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话语那种活跃的、交际的本质。
话语不是传统语言学所研究的语言，它包含着活泼的生命力，它是一种言语行为，一种生动的语言创造现象。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的第5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作者在此研究的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而不是作为语言学专门研究对象的语言。
后者是把活生生具体语言的某些方面排除之后所得的结果；这种抽象是完全正当和必要的。
但是，语言学从活的语言中排除掉的这些方面，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恰好具有头等的意义”
。
“我们的分析，可以归之于超语言学（металингвистика）；这里的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方面（说它超出了语言学范围，是完全恰当的），而这种研究尚未形成特定的独立学科”
。
[6]
沃洛希诺夫则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提出了“超语言学”
（“元语言学”
），“将语境对言词意义的作用发挥到极至，认为言词是一种双面的活动，其意义是说者与听者相互关系的产品，是多元决定的结果。
通过强调语境的作用……将索绪尔语言学所排斥的社会历史内涵重新纳入到语言学中”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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