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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哲学之石”
。
应当指出，在巴赫金学派存在的那个时代，带有同样动机的不只巴赫金学派和奥波亚兹，实际上上文已经介绍过的马尔及其学派，也是以力求寻找到赖以统一全部人文学科的“哲学之石”
为指归的。
只不过他们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罢了。
话语成为巴赫金手中的一根杠杆，借助于它，巴赫金一举颠覆了笼罩在人文社科领域里的形式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谬说，填补了历来横亘在文学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文本研究与文本外研究之间的鸿沟，在两者乃至在科际和文化之间，架设了一道桥梁，开辟了各种流派得以相互交流对话的“场”
。
当代俄罗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后来移居美国的米·爱泼斯坦援引巴赫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重视艺术家们惯用的语言描绘功能和表达功能，不仅善于客观地再现作为客体的人物语言的社会特征和个人特征，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人物语言之间相互的对话关系，而不管它们具有怎样的语言学的特征。
因为他的主要描绘对象是语言本身，而且还是具有充分价值的语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对语言而发的论及语言的语言，被描绘的语言和描绘的语言，平等地在同一平面上汇合到一起”
[14]。
爱泼斯坦指出，话语的这样一种自我指涉性既有正面的、不同意识的对话之意，也有负面的、指语言的自我封闭性，自我消解性（самоглущенность）之意。
[15]由此可见，被20世纪文艺学家所不断憧憬的，把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填平横断在两者之间的那道鸿沟的崇高理想，只是在巴赫金学派那里，才获得了真正的统一。
从来都不乏先进人士提出超越时代的理想，但真正实现理想境界的又有几人？以什克洛夫斯基为首的奥波亚兹尽管也是最先提出类似理想的人士，但二者在他们那里并未获得有机融合和贯穿。
伽达默尔指出：“哲学必须遵循一个古老的智慧即用活的语言来言说。”
[16]从巴赫金开始，话语（discourse，высказывание）开始真正成为语言哲学研究的合法主人公，这就首次从对象方面入手，为超语言学研究规定了合理的研究对象，从而使得历来游离于语言研究之外的把不同学科统一整合的话语，正式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
在传统语言学史上，话语是没有合法地位的。
要成为语言研究的对象，语言材料必须具有合法身份，即它必须先符合规范。
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据说是所谓区别意义的最小单位——语词。
然而，完全本着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方法是无法解决所有的语言文化问题的。
因为这种所谓的语言材料，只是“死的语言”
——语言材料只有成为历史文献以后才会呈现为这种样子的。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是按照语法教科书来说话办事的。
语言研究并不等于做化学实验，必须把物质以提纯的形态放在烧瓶里进行。
被提纯的语言已经不再是活的语言，因此是没有资格充当语言文化研究的对象的。
诚如塞缪尔·韦伯所说，沃洛希诺夫（巴赫金小组）“是在努力恢复符号的真值，通过将其从被语言学家所支配的（僵死的）语文必然性的专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方式来恢复其真值”
[17]。
而且，俄语中的“话语”
一词（слово），正如帕姆·莫里斯（PamMorris）在英文版《巴赫金选集》的前言中所说，一般表示人们所说的话语，而非抽象的语言。
[18]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写道：研究语言的最大障碍，是我们的科学思维。
因为“它受到了传统语文学或文化历史观的束缚。
它不懂得该如何从人类语言学的角度来接受活的语言及其无限自由的创作变化”
。
传统语文学的弊病在于“总是从完成的独白型表述——古代文献出发”
研究“语言的共性”
。
“然而，要知道，独白型表述是已经抽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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