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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传统语言学思维是“在书面语的尸体上形成并且成熟”
的。
[19]正如巴赫金所批判的那样：“情况只能是这样：语言学把词语的纯语言因素孤立起来，解放出来，建立一种新的语言统一体及其具体的类别，这样才从方法论上掌握了自己的对象，亦即对非语言学价值漠不关心的语言（或者不妨说，语言学创造出一种新的纯语言学的价值，任何表述都可归属于这一价值）。”
[20]
传统语言学的这一特点并未由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出现而得到根本改观，相反，反而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强化。
语言在索绪尔眼里是一个具有自足价值的体系，而与外在的现实生活了无关系。
语言之有价值在于语言自身，而与外在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一来脱离生活的语言也就成为语言文化研究的合法主人公了。
其实，支配着早期奥波亚兹的根本理念，就与索绪尔的这一学说有关。
事情最初发生变化是在俄国形式主义的一翼——莫斯科语言学小组。
当年，该小组在雅各布逊领导之下，首次颇有见地地把研究莫斯科城近郊区人们的口头话语当作研究对象之一。
并且小组成员为此开始了大量的收集材料的工作。
俄国形式主义的前驱性探索尽管没有结出一定的果实，但却对后人其中也包括巴赫金学派不能没有一定影响。
也许在巴赫金选定“话语”
作为研究对象时，难保没有从俄国形式主义那里汲取灵感。
巴赫金话语观的优越性在于他并未把语言当作死尸放在手术台上进行阉割，而是把活生生的语言——带着血丝——的语言进行“活体解剖”
。
研究者不但可以得知语言的表层含义，而且还可以得知其深层内涵；不但得知其用法意义，而且还可以得知其语境内涵。
语言并不总是等同于它的字典含义，相反，在多数场合下，语言等于它的用法。
同样的语词在不同的语境下会生发出各种不同的光和色来，甚至与其本意相反甚至相抵触。
不能否认，在对活的话语的历史性选择中，俄国形式主义者中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前驱罗曼·雅各布逊的探索，也许也给予巴赫金们以启发或灵感了。
这样一来，巴赫金学派把握语言问题的独特视角，便与传统语言学中的各个流派有了显著的区别。
按照巴赫金学派的观点，话语的原则在于：没有一种话语不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的，也就是说，脱离具体时空体的话语（即抽象的语言）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从而对于科学研究没有任何意义。
交际或先于交际的思考不是内向于主体的，而是在语言行为中外向于对象并以此参与存在。
因而，话语永远具有应对性。
任何真正的理解本质上都是对话。
这样一种认识问题的方式无疑十分具有启发性。
但要追溯其来源，则必然使我们把视线回溯到20世纪之交的俄国思想文化的现场上来。
进入20世纪以来，来自西方的科学思潮开始对俄国产生巨大冲击，而对于这种冲击，自身也处于激烈变化关头的俄国思想文化界，当然也不会无动于衷、淡然处之。
虽然认识论在俄国远不如价值论更受欢迎，但真正鼓动一种时代风潮的最有力的推手，当然还是在有关认识论中关于主、客体问题的新见解。
那么，在世纪末和世纪初的俄国思想文化界，究竟哪些来自西方的最新观念对俄国知识分子最具有冲击力呢？
雅各布逊在回顾自己思想发展历程时指出，20世纪人文学科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由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引入，人文学科中对于“绝对真理”
、“客观真理”
的迷信开始解体并瓦解了，这对于启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绝对真理和上帝的被贬黜，为思想的启动开通了航道，打破了冰封的水面，使得思想的米涅瓦的猫头鹰可以在“黄昏时刻”
起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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