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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所生产的符号对于主体而言是真实的，而符号所指向的任何对话者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和折射着另外一个、在它之外存在着的现实”
[141]。
沃洛希诺夫接着解释道：
理解本身也只有在某种符号材料中才能够实现（例如，在内部言语中）。
符号与符号是相互对应的，意识本身可以实现自己，并且只有在符号体现的材料中成为现实的事实。
这一点被忽视了。
要知道，符号的理解是把这一要理解的符号归入已经熟悉的符号群中，换句话说，理解就是要用熟悉的符号来弄清新符号。
这一连串由符号到符号再到新符号的理解和意识形态创作，是一个整体且连续不断：所以，我们一般不停顿地从一个熟悉的符号物质环节，到另一个也熟悉的符号环节。
任何地方都没有间断，任何地方这根链条都没陷入非物质的和非符号体现的内部存在中去。
[142]
人类只有通过符号的创造才能理解世界。
语言并不单纯是意识形态“数据”
成为话语被说出的方式之一：按照这种可以说尚且比较粗陋的科学观点，语言表述了意识形态关系，但经济、政治和历史数据也同样可以在意识形态数据的外部得到表述。
在巴赫金看来，所有意识形态产品都是在语言中被接受的，其中也包括科学语言。
我们所理解的并非由人和客体组成的世界，而毋宁说我们是为了“物体”
和“人”
才来理解这个符号世界的。
虽然我们有可能直接与未经媒介中介的物体接触，但却不可能不借助于形成有关物体的符号的方式来理解物体。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另一个变动，是把语言模式扩展到了建基于索绪尔教程中著名观点之上的两个说话人之间的关系上来。
取代索绪尔观点的是任何交流都是在不同的说话人之间进行的。
不但如此，在我们这边说话人之间进行的交流，取决于在他者的交流模式中，人们对于语言是如何理解的：“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的生活意识形态交际的言语形式修养。
每一组同类的形式，即每一种生活言语体裁相对应着自己的一组话题。
在交际形式（例如直接的技术劳动联系）、表述形式（简短的事务上的对话）和话题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
[143]例如，假如我听到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里，“蝙蝠”
一词被理解为一种小型的、带翅膀的哺乳动物，于是我在另外一场与某人的对话中，使用了对这个符号的这样一种理解，而和我谈话的这个人，正在寻找一种关于挫伤的符号，在我和他谈话以后，另一天夜里，我在外出时脸部被蝙蝠撞伤了，这样看来，我们的谈话总有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搞错了。
巴赫金把这种“误解”
解释为是“视觉剩余”
（excessofseeing），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进行协商，以便我们两个人能够以某种方式对于有问题的这个符号能一致地建构。
这表明一个人只能在其先前在特殊语境下所理解的那样来使用语言（或符号），表明语言的共时态模式是一种以规范为基础的模式，是一个人在特殊地点和时间下所理解的那样。
这样一种趋向于无穷多样的潜能给语言说话者身上加载了沉重的负担：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语言。
一个人使用符号产品的个人方式，其实是在其周围的他人所理解的方式上建立起来的，说话人其实对于他人使用语言的各种方式都很熟悉，而且必须对他人的方式很熟悉才行。
一个人在世界-作为-客体中的意识形态定向，是与每个其他人都不同的。
因此，交谈者们之间关于世界的交流必然是不完整的，正如我们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里所看到的那样，而这种未完结性会产生一些语言上的变化。
这一点沃洛希诺夫在其著作中也指出过：“社会交际是形成中的（来自基础），在话语的社会交际和相互作用中形成的；而在后者之中，言语形式的表现也在形成中；最后，这一形成过程反映在语言形式的变化中。”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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