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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整合起来，同时又不致陷于相对主义。
巴赫金伦理学的第二个向度是其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关系。
“巴赫金《艺术与责任》、《论行为哲学》的思想中有许多有关作者和行为的哲学问题属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另外一些问题则成为对康德伦理学律令的一般性挑战。”
[55]在俄国学术界，在巴赫金小组之前或与之同时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们，也都程度不同的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
胡塞尔现象学对于奥波亚兹的影响应当说是十分良好的，正如伯纳德-多纳尔斯所说：“现象学医治了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又一个盲点。”
[56]而关注中心向主体建构的广阔分析过程的移位使巴赫金的著作非常接近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对文化与历史的分析。
按照当代俄国后现代理论家爱泼斯坦的说法，巴赫金的论文《论行为哲学》（1993年奥斯丁、堪萨斯本；1986年俄文本）在巴赫金思想与西方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之间建立起了联系。
巴赫金行为哲学的基础源于这样一种生活即行为的观念。
与其他话语一样，现象学思想在苏联时期也完全处于被压制状态。
巴赫金的著作也仅在1963年短期得到允许出版，此后则直到改革时期才又一次得见天日。
在距20世纪60年代相距20多年以后，他者话语对于苏联话语的再次介入标志着现象学理论向苏联理论思想界的回归。
20世纪60年代那次复出很快就被20世纪70年代接踵而至的停滞时期打消了。
伯纳德-多纳尔斯指出：“爱德蒙·胡塞尔的哲学观是俄国形式主义者们所熟悉的（他的《理念》一书由古斯塔夫·施佩特翻译出版于1913年），而巴赫金则熟知施佩特的著作即使他不认得他人也罢。
胡塞尔的观点从根本上说与巴赫金是不同的：后者以康德及其学生们为出发点，即所谓无论对任何理解进行探求，都必须首先把认识论问题放在首位，而且，尤其是需要在科学探索开始之前先要勾画出研究对象的轮廓来。
胡塞尔的出发点却截然相反，他是在作为一个专业哲学学科立场（即如巴赫金的立场）和教条主义的立场之间划定一个界限。”
现象学把确定客体与人类思维（与主体）首次相遇的本质当作自己的首要问题，而新康德主义首先寻求的是要在这种对于相会的探索开始以前在思维和客体之间架设一道桥梁。
巴赫金对于胡塞尔现象学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他关于认识或理解乃是客体与接受者共同建构的结果的观点。
因此，巴赫金理论便与当代现象学美学理论的两大代表沃尔夫冈·伊瑟和汉斯·尧斯的理论发生了关联。
沃尔夫冈·伊瑟的《阅读现象学》和汉斯·尧斯的《接受美学》都是崛起于20世纪60年代接受美学的代表作。
前者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者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它们都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回应。
具体而言，是对胡塞尔的学生罗曼·英迦登和汉斯-乔治·伽达默尔著作的回应。
现象学在苏联语境下和遗传学一样，长期被作为资产阶级学问而遭到不应有的贬斥和批判，然而，它们却以其蓬勃旺盛的生命力，顽强地挺过了严冬季节，迎来了百花争艳的学术春天。
事实说明，单纯从唯心唯物着眼看哲学，势必会严重束缚我们的视野，从而与许多创世纪的发现绝缘。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现象学对于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研究意识这种“现象”
的必要性，因为离开意识，“现实”
和“历史”
也会因为失去“他者”
而难以自存。
这显然又和巴赫金的对话意识发生了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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