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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矫正中国传统文论诗论和文艺批评主观主义和印象主义的误区，就必须放开眼界，向包括雅各布逊、洛特曼等人在内的域外科学主义美学思潮学习和借鉴方法论体系。
在俄国语境下，诗学的科学主义诉求由来已久。
19世纪末的维谢洛夫斯基、“白银时代”
的俄国形式主义，都贯穿着一种建立科学诗学的历史追求。
20世纪60年代，以洛特曼为代表的塔尔图-莫斯科学派，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第二次合流的背景之下，借着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催生，凭借着深厚的俄国文化底蕴，勃然而兴，成为20世纪俄国科学主义美学的代表流派。
洛特曼美学思想体现了“语言学转向”
后，人文科学界那种维特根斯坦式的科学只说“能说得清楚的事情”
的诉求，摈弃了历来由俄国象征主义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维度，和关注文本、解析文本，一切从文本出发的新实证主义研究倾向。
洛特曼以其《结构诗学讲义》、《艺术文本的结构》以及论述18世纪俄国文化文学问题的多达1000篇文章，建立了一种科学的诗学体系。
和英迦登等人一样，它重视文本，关注对于文本的多层次分析，并且和俄国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大师如雅各布逊、尤·特尼亚诺夫、米·巴赫金一样，以大量的分析实例证实了这样一条真理：艺术中形式即内容。
在艺术中内容形式化了，而形式则内容化了，要将二者像以前那样截然分开，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洛特曼在分析中所应用的一些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是和某些西方符号学家相同的，但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俄国人包括洛特曼有其自己独特的建树，有其部分地超越于西方符号学之处。
二者之间的差别，要而言之，不外乎两点：一是西方符号学更多的是静态的，而洛特曼等人则是动态的；二是西方符号学更多的是封闭的，而洛特曼等人则是开放的。
也就是说，洛特曼等人在以文本为中心的同时，时刻不忘记文本与一切外文本因素的关联，认为后者即外文本要素实际上也是构成文本的要素。
而多数西方论者则习惯于把文本封闭于自身，强调文本的自足完满性。
总之，在洛特曼、特尼亚诺夫等人心目中，文本是一个动态的意义发生装置，它里面的一切，不是处于静态中，而是处于各类意义交叉投射辉映的状态中，从而形成一个文本的语义场。
如果说古典主义的文本理念是“静穆的伟大”
、“静态的和谐”
的话，洛特曼等人的文本理念则充满了构成和谐之充足必要条件的不和谐（语音、语义、语法、篇章等），就中最活跃的组成因素大都被组合在一种二元对立结构中。
只有经由不和谐，才能最终达到和谐。
所以，文本犹如音乐一样，它运行的动力更多来自自身要素的对立、冲突和斗争。
其二，洛特曼等人的文本理念是开放的，而非像某些西方符号学家那样是封闭的。
西方某些新批评代表人物在把文本纳入视野以后，把作者和读者通通摈弃在研究视域以外，为的是把注视的焦点集中在文本本身。
而洛特曼等人则不然，在他们那里，不仅文本本身由内外两种因素构成，而且，文本还呈现出一种向他文本、历史文本和潜文本的开放性，由此而使文本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发展的、历史的过程。
文本不仅是共时态的，更多地呈现为历时态的。
正因为此，在洛特曼等人笔下，以文本结构为探讨主旨的结构诗学，往往会在阐释过程中，经由某些通道，摇身一变而成为历史诗学或文化诗学问题。
这样一来，诗学在洛特曼等人那里，就不再只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而是一个结合了文学史、文化史的宏大观念。
所以，洛特曼等人的结构诗学，并非如一般人所以为的那样，是封闭于文本内部并只研究文本的一种学问。
把握了这两点，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俄国结构主义诗学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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