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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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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批判资本主义。
在苏联东欧剧变、西方资产阶级右翼人士得意忘形之际，德里达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尚比较冷静。
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像弗朗西斯·福山之流以为“历史终结”
了，资本主义胜利了，自由民主的时代到来了。
德里达对此则不以为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一个脱节的、错位的、断裂的时代，一个出了毛病、走投无路、精神错乱、疯狂和没有秩序的时代。
这个时代彻底乱套了，完全偏离了方向，脱离了自身，紊乱不堪。”
[38]他又在多次场合中历数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十大祸害”
：①失业：社会的非在职、无工作或就业不足的功能正在进入一个新纪元。
②对无家可归的公民参与国家民主生活的权利的大量剥夺，对数量众多的流亡者、无国籍者和来自某个所谓国家疆界的移民的驱赶或放逐。
③在许多国家之间发生的无情的经济战争主宰了一切，它控制了国际法的实际阐释权和不平等的应用。
④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无法规范和控制现实中的矛盾。
⑤沉重的外债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的大多数处于饥饿或绝望的境地。
⑥军火工业和贸易（无论是“常规的”
武器还是处于电子尖端技术前沿的精密武器）被列入西方民主国家科学研究、经济和劳动社会化的常规调整范围。
⑦核武器的扩展（“扩散”
）不仅超出了国家控制的范围，而且也超出了一切公开市场的范围。
⑧种族间的战争在加剧。
⑨超效力的和纯粹资本主义的幽灵般的国家遍布各大洲以及黑手党和贩毒集团的世界范围势力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并将自己彻底普通化了，以至于人们无法对他们进行区分辨别了。
⑩现存的国际法和有关机构收到至少两方面的限制：一是取决于某种历史文化（具体来说就是欧洲的历史文化）；二是受某些特定的民族—国家的操纵，这使得在法律面前国家不平等，某些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控制军事力量的霸权，等等。
[39]德里达的这一有力的揭露的确给当时的歌功颂德者以重重的一记耳光。
中翼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除德里达外，还有德国学者尤根·哈贝马斯。
1929年，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附近古墨斯堡镇一个中产家庭，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中学时代，他就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阅读了英国、美国和法国资本主义制度方面的书籍。
1949年，哈贝马斯进入德国汉诺威的哥廷根大学学习，主修哲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选修经济学，1953年，转入波恩大学，在那里，他受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使他后来走上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对社会问题进行思考的道路。
哈贝马斯主要的著作早期有《社会公共性的转变》（1962）、《理论和实践》（1963）、《认识与人类旨趣》（1968）；20世纪70年代有《文化与批判》（1973）、《晚期资本主义中的合法证明问题》（1973）、《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晚近期主要有《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后形而上学思想》（1988）、《证明与应用：伦理话语中的见解》（1993）、《现代国家的设置》（1998）等。
哈贝马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介入后现代问题的辩论。
在最初的理论活动中，他似乎是介入拥护现代性事业的，认为现代性包含着尚未实现的解放潜能的未竟事业。
一些著作，例如，《现代型——一项未竟的事业》（1981）、《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7）等均反映了这种立场。
但另外一些著作如《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等则反映哈贝马斯的另外一种立场。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这本著作中，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后期发展作了分析，详细探讨了国家和公共科层制度向经济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的渗透过程，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中，国家和私人企业取代了公共领域的重要职能，这个公共领域已经蜕化为统治领域。
这些分析同后现代主义者，例如，丹尼尔·贝尔的分析是同出一辙的。
哈贝马斯的整个80年代的著作反映出他自己复杂矛盾的思想心态。
一方面，他不赞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理性、全盘舍弃现代性的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在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尤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下，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些批判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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