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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除了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还有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
六七十年代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主张妇女解放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解放、社会解放相结合，其主题主要是家务劳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家庭与意识形态、异化等，但到了80年代，随着新的社会问题出现，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所有根源，需要增加补充性的范式：文化范式、权力范式，诉诸另类微观分析如性别差异、女性心理等，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某些“补充”
“修正”
甚至“批判”
，而福柯、德里达、利奥塔、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正好迎合她们的需要，而这种转向也标志着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形成。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除尚塔尔·墨菲以外，汤申德认为具有代表性的还有米歇尔·巴雷特（MicheleBarrett）、唐娜·哈拉威（DonnaHaraway）、南希·哈特索克（NancyHartsock）、安妮·弗格森、罗斯玛丽·汉尼斯、特丽萨·埃伯特等。
其中，唐娜·哈拉威1985年出版的《赛伯宣言：二十世纪末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被汤申德（JulesTownshend）视为最著名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文本。
而在20世纪70年代在欧美和日本崛起的生态社会主义（e）或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e），其代表人物高兹（A.Gorz）、格伦德曼（R.Grundmann）、佩帕（D.Pepper）、福斯特、奥康纳、宫本宪一、吉田文和、岩佐茂等理论家，[13]80年代在批判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资本主义，强调环境正义，主张消除不平等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实现社会正义的过程中不自觉地转向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80年代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所凸显的时间性向空间性转移，仿佛要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把思维、体验及文化产品都空间化。
[14]时空体验的变化，推动了以吉登斯、大卫·哈维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时空理论的重构。
代表性的著作有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1981）、桑德斯的《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1981），卡斯特的《城市与草根（大众）运动》（1983），卡斯特基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把阶级、阶级斗争与城市运动相联系的观点，公开告别马克思主义。
哈维的《资本的界限》（1982），试图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在《后现代的条件》（1989）中，哈维提出“弹性积累”
和“时空压缩”
等概念，其中，“弹性积累”
不同于“刻板的”
福特制，劳工市场、产生、消费都呈现出较大的灵活性，表现了资本主义在更为广泛的历史时空中，具很强的适应能力。
“后福特主义”
的冲击对时空的影响，其趋势是生产、交换和消费周转时间加速，而空间的领域缩减。
哈维称“这种时间—空间维度势不可当的变化为‘时空压缩’”
。
[15]
以哈贝马斯为首的批判解释学派的后马克思主义在80年代影响较大，尽管哈贝马斯强烈批判后现代，但一些国内外学者认为哈贝马斯本人不自觉地陷入后现代当中。
哈贝马斯曾批判性地考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三种基本假说”
[16]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划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和生产方式发展序列的观点。
得出的结论是经济成为基础只是资本主义早期的现象，而在后工业社会，许多以往被马克思看做是上层建筑的国家、交往等因素不但不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相反对经济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
晚期资本主义已经通过国家等上层建筑缓和了现代阶级冲突。
冲突不再具有传统的阶级斗争的冲突性质，而是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是一种文化冲突。
哈贝马斯以合理的交往行动取代劳动的核心地位，以“主体间性”
取代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民主的“协商政治”
取代了阶级斗争，从而实现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面“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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