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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共产主义的衰微相对应的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引领下新社会运动蓬勃发展。
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在经历70年代的沉浮，到80年代发展势头迅猛：欧洲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核抗议运动；在德国，由250多个生态和环境保护团体组成的“绿色和平”
组织已经成为政党；以后现代主义为取向的女性生态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新社会运动围绕“权利”
和“民主”
话语建构新的身份认同，使传统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核心构建身份认同的理论和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特权地位不断遭到质疑，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质疑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后工业”
社会主要的社会对抗已不再是工业社会中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斗争，社会的、政治的关系与制度被理解为始终是偶然性的和非连续性的，并不存在像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那种单一的社会冲突，在社会对抗中，最重要的角色是“新中产阶级”
社会阶层的成员。
这些人的要求如核裁军、野生环境保护、土著居民的土地权等无法用阶级概念和阶级斗争来定义的。
[8]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克劳、墨菲1985年出版了合著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该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既是为欧洲共产主义和西欧左派运动开展新的政治斗争提供策略上的指导，也是在新的形势下寻求把新社会运动纳入欧洲共产主义的政治规划。
1998年拉克劳在与鲍曼的访谈中说道：“当时，我们在写《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时，我们所想到的这本书的读者并不是专门的‘学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或者那时还非常活跃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左派。
想必你一定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欧洲共产主义’的经验还没有消亡；以《新左派评论》为理论阵地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通过一些杂志（如《今日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的积极行动，政治上的左派与思想界的左派之间还保持着沟通和联系。
甚至理论风格十分浓厚的杂志（如《理论的实践》），它们的战斗气息也依然十分明显。”
[9]
拉克劳、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导论中言明“我们这本书的思想规划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那么显然它也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
[10]拉克劳、墨菲首次称自己的理论是“后马克思主义”
，主张“无怨无悔地拥抱一种后马克思主义”
，从而“超越”
马克思主义传统。
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批评精神，即以反中心主义、反本质主义为基础的、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因而它受到人们激烈的批评，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争论。
“后马克思主义”
这个概念才得到更多人的认识和争论，作为一种思潮似乎这才露出水面。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主要是：①否认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为无产阶级不再是社会革命的执行者，代替他们的是新社会运动的各阶层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民众，其中包括妇女运动中的妇女、生态运动中的环保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运动中的有色人种、和平运动中的反战主义者；②否认社会主义的实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亦即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而认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的”
社会主义是教条主义。
③否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点，认为这是生产力制约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决定论的延伸；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⑤主张用激进民主代替无产阶级原有的斗争目标；即不再以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的解放为斗争目标，而是要实现一种新的“霸权”
，亦即绝对实现深化的民主和多元民主，创造一种新的、后自由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话语”
，依靠这种民主话语，可以实现后自由主义的、激进的民主理想的社会。
⑥主张用“激进与多元的民主”
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事业，并设想它是民主向社会关系的广阔延伸，将社会主义诸目标纳入多元民主的框架之中，使这些目标与政治自由主义制度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11]
英国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斯图亚特·西姆认为《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所提出的思想是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来滋生出来的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零碎的、孤立分散的反对意见加以系统化，将这些零散的反对意见变成了一种理论视野，使新的理论立场在这一时期逐渐展现出来，与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让-弗朗悉瓦·利奥塔和让·鲍德里亚等后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拉克劳和墨菲的风格是尝试着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之中的最新理论嫁接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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