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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逐渐走向“同化”
和“联合”
，工人阶级不再作为资产阶级活生生的矛盾对立物而存在，彼此反而成了与生产利益紧密相关的伙伴，他们与资产阶级形成联合，甚至实现了需要和愿望的同化、闲暇文化的同化、生活标准的同化和政治的同化。
因此，哈贝马斯得出了与詹姆逊相似的结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模糊不清，不存在一清二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但是，哈贝马斯同时也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模糊不清，“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对立的消亡，而是阶级对立的潜伏。
阶级的特殊差别依然以集团文化传统的形式和以相应的差异形式继续存在；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上，并且也表现在政治观点上。”
[6]也就是说，在哈贝马斯看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到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虽然没有消失，但已经缓和并转化为潜在的阶级差别，不再具有传统的阶级斗争的冲突性质，不再表现为明显的阶级压迫形式，而是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存在，是一种文化冲突。
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的观点与詹姆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詹姆逊虽然也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并用这一方法分析晚期资本主义所出现的新社会运动。
但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状态下，传统的宏观政治已经被一种微观政治所取代，在这个时期，既未形成稳定的阶级形态，也未形成稳定的阶级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所发生的政治和社会斗争都是无政府、无组织的，因而是非阶级性的。
詹姆逊还明确表示：“‘阶级’在后现代主义政治中消失了，而‘非阶级’的政治实践成为一种意义重大的后现代现象。”
[7]詹姆逊对当代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的这一认识非常接近于高兹（AndréGorz）的“非工人的非阶级”
及它所预示的“非社会”
，其理论事实上既强调西方社会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社会阶级的瓦解，也强调非阶级政治的新社会运动和新社会力量的崛起。
在对待阶级的问题上，拉克劳和墨菲则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联合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等总体现象，由于快速的技术转移和晚期资本主义不断增长的商品化，阶级已经不再占据中心地位。
同时，由于各种新的阶层不断涌现，引发了新的社会对抗形式，新社会运动蓬勃发展，所以他们认为阶级正在衰落。
“由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革命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阶级斗争’概念已经不是一个用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范畴了。”
[8]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存在某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客观利益，所以以某种客观利益为基础将所有的社会群体统一划入某个阶级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
“像马克思理解的‘社会阶级’只是被历史地决定的形式，是在社会行为主体不同的主体身份中建立的某种统一性，今天在什么程度上还存在着社会阶级呢？说他们完全消失了，绝对是错的……但是如果人们考虑一下快速的技术转移和在晚期资本主义所发生的不断增长的商品化，那么显然，大趋势则是作为集体认同构成形式的‘阶级’在日趋衰落。”
[9]这样，阶级被迅猛地去中心化，相应地不再占据推动社会历史变革的主导位置。
不仅如此，“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将越来越不是一个阶级的社会了，因为马克思的‘阶级’观的基础，即群体身份的统一性再也不存在了。
我们这个时代还存在着剥削、对抗、斗争；但包括工人斗争在内的斗争却越来越不是阶级斗争了。”
[10]因此，拉克劳和墨菲指责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认为其主要错误在于肯定了阶级的实际存在这样的问题，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放弃狭隘的阶级政治观，抛弃阶级主体，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话语以联合多元的进步力量，把“阶级”
变成一种话语建构。
可见，在阶级观上，有些后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但却对晚期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形态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看法；有些后马克思主义者则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阶级政治已经完全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者应当彻底扬弃阶级政治，走向一种后阶级、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
二者实质都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主体的否定。
（二）否定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工人阶级
后马克思主义极力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否认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他们提出了所谓的政治与经济的非相关性原则。
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否认社会主义与阶级政治的关系，否认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完全是出于他们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方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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