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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纱下仍然掩盖着各种不公正和罪恶，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所列举的当今资本主义的“十个不可愈合的伤口”
就是很好的例证：①规律性的失业；②对大量无家可归的公民参与国家民主生活权利的剥夺；③在欧共体诸国之间，在欧共体国家与东欧各国之间，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及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之间发生的无情的经济战争；④在自由市场的概念、规范和现实方面控制矛盾方面的无能；⑤外债和其他相关机制的恶化使人类的大多数处于饥饿和绝望境地；⑥军火工业和贸易被列入西方民主国家科学研究、经济和劳动社会化的常规调整范围；⑦核武器的扩散不仅超出国家机构的控制范围，而且也超出了一切公开市场控制的范围；⑧种族主义争端和战争不断加剧；⑨包括东欧从前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黑手党和贩毒集团的幽灵般的国家不仅侵入了社会经济组织和资金的一般流通领域，而且也侵入了政府和政府间的机构；⑩国际机构和国际法正沦为个别技术、军事和经济强国推行强权政治的工具。
[3]所以，德里达认为，这个世界出毛病了，其画面暗淡无光，几乎可以说是漆黑一团。
与德里达相似，齐泽克从生态学危机、种族隔离和贫民窟、作为“知识产权”
的私有财产和现代科学的社会伦理问题这四种对抗的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展开了批判。
[4]齐泽克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性的产物，是存在自身界限的，即由资本主义本身产生出阻止其无限再生产的对抗，而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所带来的对抗将从内部摧毁它自身。
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状的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矛盾与对抗，而这些矛盾与对抗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生产的积弊，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固有的病态，单单靠资本主义自身的力量无法克服上述矛盾与对抗，因而现实的资本主义不但不是一个无限美好的社会，反而是一个“损耗殆尽”
的社会，是一个“脱节的社会”
。
“历史的终结”
的主张在根本上是“资本主义之最完美的意识形态展览橱窗”
，[5]后马克思主义者用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用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用饥饿、贫困、贫富差距等事实反驳了历史终结论。
2.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
社会危机问题，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运动随着社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的加剧而日益激化，其极端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有些后马克思主义者表示赞同，有些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质疑。
对于社会危机问题，哈贝马斯指出，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不能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虽然较好地考察了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危机问题，但是却无力批判和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危机问题。
当然哈贝马斯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危机，只是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新变化，尽管“经济危机始终不肯销声匿迹”
，但它已不再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最突出、最危险的危机形式了。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由分离走向了融合，“国家的社会化”
和“社会的国家化”
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有鉴于此，他把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归为如下几种：发源于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发源于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发源于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
[6]并且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威胁最大、危害最深、影响最广的危机就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
所谓合法性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满足人民的愿望，失去了群体的信任和支持，因而引起自身地位的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也就是说，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在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时，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换言之，社会的思想意识、规范结构已经无法为国家提供合法性的支持，这必然危及整个资本主义统治秩序。
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
这一危机能否解决，制约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能否得以顺利解决，并且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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