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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哈贝马斯认为用恰当的语言进行有效的对话是实现交往行为“合理化”
的基本途径，将语言交往置于生活世界的中心地带，因而具有“语言决定论”
的倾向，夸大了语言交往在政治生活中的分量。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语言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是人们在劳动和交往实践中为了传递信息和交流思想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而独立存在。
“‘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
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
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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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话语民主体现的交往权力本身并不具有统治功能，它无法表现为制度化民主的权力，那么，话语民主就难以构成现实的制度化民主的动力和基础，更无法约束国家行政权力，无法防止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技术化、官僚化的趋势。
总之，对于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
模式，我们应该用借鉴的眼光，从中汲取有益的理论价值，来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36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3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见《哈贝马斯精粹》，曹卫东译，24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同上书，242页。
[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曹卫东译，3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访谈录》，载《外国文学评论》，2000（1）。
[7]［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3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8]同上书，24页。
[9]［美］本哈比：《走向协商民主模式的民主合法性》，见《民主和差异》，67～9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10]［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作为未来的过去》，章国锋译，122～123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11]转引自［德］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作为未来的过去》，12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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