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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
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
这是否定的否定。
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2]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确实使用了“否定之否定”
的提法，然而，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诊断究竟是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助产”
下做出的，还是通过经济学方面的独立研究做出的？“否定之否定”
究竟是马克思思索经济问题的逻辑前提，还是他不过是借用了这种提法来表述自己的研究结论？我们不妨看看恩格斯为马克思所做的申辩：
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历史地必然的。
相反地，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部分地实际上已经实现，部分地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规律完成的过程。
这就是一切。
由此可见，如果说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或者他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这些公有本身是杜林所说的“见诸形体的矛盾”
）的必然性，那么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
[3]
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思想和黑格尔的思想之间存在着差异，他坚决反对杜林把马克思曲解为黑格尔主义者的错误的见解。
恩格斯的申辩之所以富有说服力，是因为事实上，马克思在考察一切历史现象时，都是坚持从具体的历史事实，而不是从黑格尔方法的“拐杖”
出发的。
凡是熟悉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的人都不会不知道下面这个故事：
1877年10月，俄国的《祖国纪事》杂志刊登了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N.K.Mikhailovsky）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
该文同样包含着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叙述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理论的错误的解释，然而，与杜林不同，米海洛夫斯基试图把马克思的只适应于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概述解释为适应于一切民族的历史哲学理论。
如果说，杜林是从否定的方面出发把马克思黑格尔化的话，那么，米海洛夫斯基则是从肯定的方面出发把马克思黑格尔化，因为他抹杀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
这一次，马克思自己出来进行申辩了，他在写于1877年11月左右的《给“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的信》（这封信当时未发出，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文件中发现并发表了它）中对米海洛夫斯基提出了如下的批评：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但是我要请他原谅。
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4]
为了阐明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类似的情况可能产生的不同的结果，马克思列举了古代罗马平民的例子。
古代罗马平民脱胎于拥有小块耕地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的土地被剥夺了，从而成了自由民，但他们并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雇佣工人，却成了无所事事的游民。
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奴隶占有制度。
马克思因而强调：
因此，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5]
在这里，马克思对这种“超历史的”
历史哲学理论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是对黑格尔的批判。
事实上，早在《哲学的贫困》（1847）一书中，马克思就已经指出，蒲鲁东（P.Proudhon）的经济形而上学的思想渊源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所以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也深入地阐明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理论的实质：
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
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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