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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福柯这里的逻辑，写下《国富论》的斯密倒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学的真正鼻祖。
其次，作为第一种政治经济学出现的理论主体——重农主义，在经济活动的自然性上提出了对专制权力的直接限定：资产阶级全新的“政治权力应该是一种无外部限制的权力，无外部抑制力的权力，它除了来自自身的界限外，没有来自他物的界限”
。
这个作为外部强力的“他物”
就是人为的可见专制权力。
福柯说，这是一种在经济活动中提出的重要政治断言，甚至说，正是这种新型的自然性的政治权力，才真正终结了“总体的专制”
（despotismetotal）。
[11]专制不是在政治领域被送终的，而是在新的布尔乔亚经济活动中被抽去了它的结构性基石。
这是极为深刻的判断。
其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确立，并不是什么基于“人类本性”
（naturehumaine）之中天赋权利（droitsantérieurs）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的特定产物。
福柯说，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是基于“治理术（gouvemementalité）经过运行所产生的真实效果（effetsréels）”
，而绝不是所谓的天然存在的人性的超历史的“原初权利”
（drinaires）。
[12]资产阶级的天赋权利说，是在将自己的私利硬说成是每一个人的普遍利益和普适性价值。
其四，政治经济学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理论，它是对18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治理中客观“发生的现象、过程和规律性（régularités）”
[13]的逻辑映像。
这几乎又是马克思的话语。
什么是社会治理中的规律性呢？福柯详细地分析到，“政治经济学发现的，不是一些先在于（antérieurs）治理术运转的自然权利，而是治理实践本身所特有的特定的自然性（aturalité）。
治理行为的对象具有一种其独有的自然，并且这种自然才是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
[14]。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治理基础的自然性绝不是天然性，而是特定经济运行中发生的似自然性或伪自然性。
我们能感到，福柯这里的观点几乎每一条都是直接针对资产阶级辩护者所鼓吹的先在的自然秩序和天赋权利。
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对象是治理实践中建构起来的自然性，这个自然性不是人之本性，不是一种“原初的和预留的区域”
（régioinaire），而是“在治理术运行的底部，穿越它，进入它之中来运转的某种东西”
。
例如，经济学家说“人口向薪水高的地方移动是一种自然法则”
。
这里的自然法则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非人为的自然规律，这是他性的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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