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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分析，在“基本的公理性和本体论层面上，空间性必须作为社会存在的第二种物质化语境化加以结合。
社会的构建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社会存在在地理和历史中才成为具体”
[29]。
就当代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言，这倒是对的。
在苏贾看来，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构建一种具有社会转换能力和包容能力，而又具备独特的空间性而实现自己的统治的。
空间性必须由社会再生产，而且这一再生产是冲突和危机长流不息的源头。
如果空间性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物质所指，那么社会生活必须被视为既能形成空间，又伴随于空间，既是空间性的生产者，又是空间性的产物。
这种双向关系界定了——或者重新界定了——一种社会—空间辩证关系。
据此，苏贾修改了马克思下面的这个论断：“人们创造了人们的历史与地理，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生产的历史地理的条件下创造了历史与地理。”
[30]这看起来与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十分相似。
据此，对空间性的唯物主义的解释是：“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结果；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预先假定，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化。”
因此，“对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和对地理唯物主义阐释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而且在理论上是彼此相伴的，不存在固有的孰先孰后的问题”
[31]。
事实上，对于空间性究竟是什么，苏贾一直没有解释。
他只是原则性地强调了这一点，我们并不知道他对空间性本身是如何规定的。
看来，他只是片面地理解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这一范式，列斐伏尔正是从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概念中得到社会空间概念的。
在马克思那里，空间性本身已经内在地隐藏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苏贾在这里，只是把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这一范式之中含蓄的空间本体论的倾向再一步激进化了。
显而易见，苏贾并不满足于发展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空间理论，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从根本上空间化，将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重心从历史化转向空间化。
他不满足于作为一种辅助手段的马克思主义的空间分析理论，如果列斐伏尔还深信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的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么，苏贾实际上并不在意他是否真正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借助于被列斐伏尔空间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进一步发展出激进的“后现代地理学”
。
为此，苏贾认为，“必须大力发展一种新的‘认知图绘’，这是这样一种新方法：看穿反动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期现代历史决定论毫无存在必要的面纱，以建立一种政治化的空间意识和一种激进的空间实践”
[32]。
苏贾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产过程的空间性，强调了这种空间性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与影响。
但是他坚决地反对把空间性仅仅作为社会过程的产物，力图主张把空间性提升到本体论位置。
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最终极的本体论框架，成了一种先验的空间性、时间性与社会性三位一体。
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照，他肯定是过分突出了生产概念中的空间维度，牺牲了其更根本的历史性内涵，只是聚焦于晚期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暂时性特征，而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了永恒的物质生产的始基性，甚至含蓄地用“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
替代了马克思将物质的生产与再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的基本原则。
这一点，在他的“第三空间”
理论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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