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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哈维的解读思路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他过多地拘泥于对经验层面上的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法权关系等要素与资本主义空间形式之间的关联性的研究，而忽视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上述各要素的建构和决定作用的研究。
这导致他对建构社会空间的资本权力只能进行政治学的批判，而不能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即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来揭示资本权力的必然被解构性。
具体来说，哈维看到了资本主义空间形式的数学化、理性化转型，但他没看到，使这种转型真正起作用的其实并不是经济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资本权力，而是社会历史观意义上的资本关系。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达成，才使得数学化、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空间形式得以建构出来并发挥其相应的作用。
哈维只看到法国大革命国民议会下令制作理性化、数学化的法国地图，与促进政治平等及社会进步的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但他没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与这种地图重构能够发挥历史作用之间的关联性。
如果国民议会在其他时候下令系统地制作地图，它能起到相应的政治作用吗？哈维只研究了资本对空间—地理景观的建构及其作用，但没研究资本对社会空间的这种建构是何以可能的。
这种解读方法上的局限性，在对上述这一问题的理解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其次，哈维认为，资本主义的空间具有不断变化的特点。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持续地变化着，所以，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过程必然也会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这就决定了空间的表现形式也会不断地变化。
“无论如何，资本主义是一种革命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安地寻找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产和剥削模式，因此也寻找新的时空客观定义。
空间关系和空间再现的周期化重组总是具有非常有力的影响。”
[7]在哈维看来，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容易找到的。
强大的创新潮流加快并加速了周转时间。
决策的时间视野（今天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已经以秒来计）大大地缩短，生活方式的时尚迅速地改变。
所有这些都伴随着对时空关系的彻底重组、对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以及新的资本主义发展地理学的出现。
这些事件产生了强大的时空压缩意义，影响了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所有方面。
为了给创造新事物让路，人们不得不破坏整个景观……通往后现代主义预示的“感觉结构”
的转型，与近二十多年中发生的政治经济实践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
[8]
哈维所讲的空间障碍的进一步消除，是指空间的传统表现形式即绝对空间的消解以及不断变化着的相对空间的生成。
“绝对空间和场所的确定性让位于一种变化着的相对空间的不稳定性，在这种空间中的一个场所发生的事件，可能立刻和成网状地影响到另外一些场所。”
[9]譬如，某一块土地或某一个地理空间，原先是跟某个具体的人物或家族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除非这个人物或家族的发展现状遭到改变，否则这块土地的性质及内涵是不会改变的。
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情况就不同了，它变成了一种不稳定的相对空间。
在这个区域甚至附近的区域内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如修建地铁、机场等公共设施，就会对它的特性造成根本性的改变。
在这一意义上，地理空间本身对外在力量的抵抗力已趋于消失，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对空间，而是变成了由社会权力建构的社会空间。
哈维还解释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空间与经济及金融力量之间的关系。
他以1847年—1848年的欧洲经济危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在哈维看来，尽管在总体理论层面上我们必须看到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对同样不断变化的空间形式的建构，但在具体的某个时间点上，我们也要看到关于社会空间的另外一种景观，即具体的社会关系形式对具体的空间形式的强力建构性。
1847年至1848年的情况就是如此。
“1847年和1848年的各种事件也挑战了对于空间性质和金钱意义的肯定。
各种事件都证明了欧洲已经达到了把空间结合进经济和金融生活之中的水准，那种经济和金融生活将要使整个大陆对于同时发生的危机的形成变得很脆弱。”
[10]哈维是想表明，整个欧洲的空间都因为经济及金融力量的布展而表现出越来越强的统一性，但可惜的是，这种统一性只是资本主义金融权力所建构出来的统一性，因而它对于即将到来的金融及经济危机并不具有抵抗能力。
他这里所讲的把空间结合进经济和金融生活之中的观点，实际上就是他一直强调的特定的社会关系通过对社会空间的建构来实现其自身的再生产的观点。
因此，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哈维在解读社会空间的性质时，比较好地把握住了社会空间的相对固定性与不断变化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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