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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不是在考虑如何对巴黎这座城市做些修修补补的改造，而是在更为宏大的尺度上，以合并郊区和重新设计整个街区（如LesHalles）为基础，去思考对巴黎这座城市的改造。
换句话说，奥斯曼是要从整体上改造巴黎，而不只是做些修补的工作。
为了做到这一点，奥斯曼需要新的金融体制和借贷方式，而这些新事物是以圣西门的思想（动产和不动产信贷）为基础的。
实际上，奥斯曼使用了类似凯恩斯的体制，利用债务融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从而达到解决剩余资本的出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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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哈维能够在资本主义空间的解读上引入解决过剩资本的理论线索，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学术贡献了。
它能够推动人们思考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与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结合起来的可能性。
我们知道，在当代西方左派学界，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不少学者以福柯的观点为学术支撑点，批评马克思简单地把统治与剥削等同起来，把基于生产关系的阶级统治理解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最重要形式，而忽略了散播在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微观权力的统治形式。
说实话，这种观点以解读视角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诱使读者相信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阶级统治理论过于简单化了。
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公开承认和彰显自己的经验主义立场，也没有回答他们所讲的散播在社会生活各角落的微观统治权力是如何形成的、应该如何被消解等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看不到那些微观权力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在性质上恰恰是由马克思所强调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并且那些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也是由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所推动的。
试想，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被中断了，那么，以空间的社会建构等为中介的资本权力的建构过程还会继续吗？
当我们讨论到这一理论层面的时候，就必须要关注如下的问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是无法跟以商品为表现形式的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相脱节的。
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总是把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根本原因。
尽管他也总是强调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要比物质财富本身的再生产更为重要，“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
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
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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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始终没有把这两者割裂开来，因为在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中，它们本来就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
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但能够看出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而且还能看出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关系是一种具有内在矛盾性的生产关系，因为只要深入到物质生产的社会历史过程之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着的内在矛盾。
譬如，资本主义条件下劳资之间的矛盾关系。
而那些忽视物质生产过程的重要性、只关注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的人则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
他们会停留在经验的层面，把社会关系仅仅理解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关系、消费关系，或者政治学意义的权力关系、统治关系等，而看不到隐藏在这些经验关系背后的现实生产关系的重要性。
当然，他们更不可能把握住生产关系之内在矛盾性了，他们至多能看到统治权力的某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与这种权力的无限拓展欲望之间的外在对立关系。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哈维的上述探索是有价值的。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他在资本主义空间的解读上所呈现出的两条理论线索还远远没有达到有机统一的程度。
因而，他的观点对深化社会关系再生产问题的探索所能起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
这里的关键是，哈维的第二条理论线索其实并没有真正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过程，而只是研究了过剩资本的吸收与消化问题。
也就是说，尽管我们从广义上说哈维所研究的也是资本积累问题，但他只是从经济学维度上来研究这一问题的，即从过剩资本的吸收的角度来研究对资本积累危机的克服问题的。
哈维事实上并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或劳动过程的领域，通过解读剩余价值的剥削机制来研究资本积累的社会历史基础。
因此，他的第二条理论线索是不可能引申出对生产关系的本质性解读的。
这也是为什么哈维在第一条理论线索中谈到社会关系的时候仍然停留在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层面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问题上只能停留在统治权力的再生产，而无法深入到内在矛盾的再生产之理论层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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