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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
[57]在这里，马克思主义不再关注工人的革命实践，而是转变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忽视了主体解放的现实可能性。
其次，他们认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反，在苏联社会主义中，原本与工人联系在一起的政党、国家和工会组织，却变成了统治工人的异化机构，忽视了具体工人的历史作用和前途命运。
在这种官僚化的机构中，工人根本没有实现自身的解放，反而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
[58]也是在反思上述两种路径的基础上，奈格里、哈特主张建构一种直面工人实践的激进政治哲学：它必须从书斋的象牙塔中走出来，也必须从政党、国家和工会等机构中摆脱出来，走向真正的工人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治主义伦理学恰恰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因此，他们才会千方百计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之中，来为这种自治主义路线寻求内在的合法性依据，而“机器论片断”
恰恰就承担着这种政治功能。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这一片断的过分政治化、主体化的解读，是可以理解的。
[1]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国外学者将其命名为“机器论片断”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8～110页）。
虽然这一称谓遮蔽了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的关系维度，但考虑到它已成为学界约定俗成的叫法，本书也暂且使用这一称谓。
[2]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1933— ），意大利激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左翼思想家和活动家之一。
早年在帕多瓦大学受教育，毕业后在大学任教，1956年加入意大利工人社会主义党，20世纪60年代转向马克思主义，是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领导者和思想领袖。
代表作：《〈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1979）、《劳动的狄奥尼索斯》（与哈特合著，1994）、《帝国》（与哈特合著，2000）、《大众》（与哈特合著，2004）、《大同世界》（与哈特合著，2011）、《宣言》（与哈特合著），2012）等。
[3]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1960— ），奈格里的学生，美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也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左翼思想家和活动家之一。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页。
[5]同上书，第91页。
[6]同上书，第91页。
[7]同上书，第10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2页。
[9]［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163页。
[10]同上书，第233页。
[11]同上书，第234页。
[12]参见孙乐强、唐正东：《“回到康德”
：马克思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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