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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正如密里班德指出的那样，后马克思主义这一回到马克思的理论策略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理论策略的当代再生，是新修正主义。
[44]事实上，不论是在政治立场上，还是在理论的论证逻辑上，后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之间都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即为了论证新的政治策略的合理性把矛头对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因此，拉克劳和墨菲采用了解构主义的策略，“通过批评和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各个话语层面来提出这项任务”
[45]。
他们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中，借助话语理论，将形成马克思主义史的背后的实践概念视为话语，将话语视为历史的本体，于是马克思主义史与其他思想一样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话语。
同时由于“知识的历史是一个不时再现过去的循环运动，结果导致了不断的更新和再发生的过程。
在这一意义上，这是‘新’主义和‘后’主义的领域。
超越就是去重新发现”
[46]。
因此，他们把自己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即他们不再关注马克思真正要说的东西，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变成漂浮的能指。
拉克劳和墨菲强调，“现在我们正处于后马克思主义领域，不再可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如果本书的主题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t），它显然也是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的”
[47]。
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第二版序言中，拉克劳和墨菲提醒我们，“后马克思主义”
这个术语并不是他们发明的，当然这里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用法遵循了解构的路径。
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的内涵，拉克劳和墨菲在与《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的中译者的通信曾做如下说明：“斜体字强调的是，如果本书一方面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它确实仍然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出发点。”
[48]
然而，我们不禁要追问的是，这种既在其中又不在其中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独特切线关系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我们今天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通过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各种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来源于结构主义，一直在削弱激进政治。
虽然在‘语言学转向’上它们有着重要作用……强调社会运动和文化趋势的修辞建构，但总体来讲，它认为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必然要被脱离了本体论的不确定性所取代。
解构意味着批判性地信奉，通过这种方式把整体打碎成部分，以便其中的活跃成分能够重新适用于变化了的框架。
但是，许多批评家不仅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答案，而且对这些答案所触及的问题也置之不理”
，进而他们“不再谈论经济基础问题、阶级问题和代理问题，不再从经济基础角度把工人阶级作为政治变革行动的有特权的力量。
许多激进分子抛弃极端激进的革命观点，不再指望革命。
他们抛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动力规律的教条断言，强调未知性，不再把那些战略作为指导现实政治的工具，认为这类具有极权含义的概念是错误的……这就是拉克劳和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的民主政治》发表的理论和政治背景……虽然他们以强有力地批评马克思主义作为开端，但却以不充分的、退却的选择作为结束”
[49]。
[1]拉克劳（EroLaclau，1935—2014），当代著名左派思想家。
出生于阿根廷，后移居英国。
代表作：《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1977）、《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1985）、《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1990）、《政治身份的形成》（1994）、《解放》（1996）、《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2000）、《论诸众理性》（2005）、《作为社会基础的修辞》（2014）。
[2]墨菲（talMouffe，1943— ），当代著名左派思想家，拉克劳的长期理论合作者。
出生于比利时，后移居英国。
代表作：《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79）、《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1985）、《政治的回归》（1992）、《民主的悖论》（2000）、《论政治》（2005）、《霸权、激进民主和政治》（2013）、《对抗：对世界的政治性思考》（2013）。
[3]［英］恩斯特·拉克劳、［英］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尹树广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版序言第2页。
[4]［意］贝尔纳多·瓦里：《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张慧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前言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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