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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兹也承认，政治生态主义者的确反对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生产力的发展观，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观点事实上把生产力的发展阐释成了一种超历史的过程。
但如果我们撇开这一具体的观点，从总体上来把握上述两种学说，就不难发现，其实政治生态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在追求人类解放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支持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政治生态论则支持工人们抵制把他们的劳动降低为仅仅是进入消费社会的手段的做法。
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这种政治进步主义所要获得的是社会主义或者说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而政治生态主义者所要获得的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或者说“生态主义的发展模式”
。
客观地说，利比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差强人意的，因而他对政治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家族相似性的解读也颇有商榷之处。
首先，马克思理论中的唯物主义维度并不只是意味着把批判的对象定位在现实事物秩序或者说现实社会生活方面，更为关键的是，马克思对这种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批判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唯物主义的，即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内在矛盾的角度来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过程的。
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唯物主义与其历史观不可分割的原因。
马克思在其早期的理论生涯中的确是把批判的对象定位在自我意识等方面的，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他把理论批判的对象转向了市民社会。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批判对象的转变并不自然带来其批判方法的转变，即使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也依然是从抽象的人性这一理论支点出发的。
也就是说，其批判方法依然是历史人本主义即历史唯心主义的。
实际上，即使是当时的布鲁诺·鲍威尔等人，也曾把理论批判的对象指向现实的私有制关系。
鲍威尔在开始的时候的确是把宗教视为“异化的敌人”
的，但后来，尤其是在《末日的宣告》一书中，他也曾把私有制视为批判的对象。
只不过在他看来私有制之所以必须加以批判，是因为它是这个万恶的、精神贫乏的异化世界的结果，“因此，哲学应该在政治上积极发挥作用，直接抨击现有关系并动摇它们，如果它们与哲学的自我意识发生矛盾的话”
[6]。
按照利比兹的思路，鲍威尔岂不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了？其实，在马克思真正转向对历史过程分析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时，他主要攻破的一个理论难题是：如何从现实社会过程内部寻找到对这一过程进行批判的理论张力，并依据这一张力来为人类走向自由之途提供逻辑上的依据。
这是他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
利比兹不了解这些，以为只要把批判对象对准了现存的事物秩序，就能证明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了。
这一理论局限对他的其他观点也有很大的影响。
其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维度也不只是对现实社会结构的批判动力来自这种社会结构本身的证明，而是要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史做出正确的说明。
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中贯彻的辩证法思想，并非是经验性的社会辩证法的简单叠加，而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辩证法，它是在尊重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对社会基本矛盾之发展过程的深刻研究。
因此，仅仅指出现实社会结构滋生了对它本身的批判张力是不够的，还需要证明这种辩证法思想是从社会内在矛盾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提供批判张力的。
只有这样，才能称作马克思意义上的辩证法。
利比兹由于从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反感而延伸到对历史本质规律论的否定，因而，他事实上是不具备正确理解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思想前提的。
实际上，利比兹是通过“第二国际”
理论家的观点误解了马克思。
马克思在解读社会历史过程时，从来都没有简单地提出生产力决定论，而是坚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理解人类历史的发展的，否则，他也无需花那么大的精力从剩余价值的角度来剖析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性了。
而利比兹只看到了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决定性，甚至认为生产力本身无非就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在工厂、家庭、田野中的具体化，那就必然只会从社会关系的调节的角度来思考现实资本主义的出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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