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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诠释需要的政治”
之重要性
在弗雷泽看来,女性的福利斗争不仅要争取各种福利的实现,而且要让女性表达出自己的真实需要。
“首先,它们(那些理论)把对人们需要的诠释简单地看成既定的和毋庸置疑的;它们由此掩盖了诠释需要的政治层面——事实上,政治上争论的不仅是需要的满足,还有对需要的诠释。”
[16]伴随着福利的减少和女性贫困化的加剧,福利斗争中女性需要的问题就爆发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制度性的。
现存的不利于女性的福利制度实际上使女性的贫困制度化了,“它们提供的福利是服从制度的,它们加强了而不是挑战了根本的结构不平等”
。
所以,女性的福利需要是一个制度性或反对不公制度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意识形态的或政治性的。
现存的占主导的福利问题是把对需要的诠释当作既定的和理所当然的,“它因此掩盖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人们需要的诠释本身是个政治问题,事实上,它有时是政治的关键”
[17]。
女性要表达出自己的福利诉求,把它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因为“一个问题只有在公共话语的广大范围中被讨论时,它才可能得到合法的国家干预”
[18]。
3.“诠释需要的政治”
之本质: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
弗雷泽指出,女性要谋求她们福利的合法化,就必须把“诠释需要”
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使女性有一个合法正规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通过把女性诠释自己需要的渠道政治制度化,女性可以把原来不被重视和不能得到满足的需要显现出来。
“事实上,在福利国家社会中,关于需要的话语一般至少潜在地指涉了其他的可替代的解释。
关于需要的特殊宣称是‘内在的对话式’,它们潜在或明确地挑起相互竞争的诠释需要的共鸣。
因此它们暗含了对需要诠释的相互冲突。”
[19]另外,女性也应充分认识到表达需要的重要性,政治与非政治的区分并不是既定的或固定不变的。
例如,社会运动就成功地把原来非政治的需要政治化了,女性也可以把对需要的诠释再政治化。
当然,她们需要克服福利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把对需要的诠释变成对满足需要的管理,让女性参与到福利制度制定的过程中。
在弗雷泽看来,一个制度化保障的平等参与模式可以让女性平等地表达自己的需要,以便把对需要的诠释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解决,是代替现在忽视女性表达需要的福利制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它可以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女性的真正需要。
弗雷泽指出,通过“诠释需要的政治”
,能够给予边缘社会群体在政策制定中平等且有意义的话语权,并且能够为识别人类需要和协商共同责任开创更为民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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