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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指出，这些方式——官僚程序和金钱形式——建构了福利制度的权利、津贴和社会服务，这种做法剥夺了女性的权力，使她们依赖于官僚机构和“治疗政体”
，并且抢占了她们诠释自己的需要、经验和生活问题的能力。
[24]即使她们有自己的表达需要的诉求，那也被认定为是个别的和特殊的，未曾分享政策制定的决定话语权。
其次，把女性的需要解释成照顾孩子的母亲的需要和维持家庭的妻子的需要，而不是女性本人的需要。
例如，在美国的“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援助计划”
（AidtoFamilieswithDepe，简称AFDC）项目中，作为主要接受者的女性只是为了照顾未成年孩子，食品救济券也是为了维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而“如果项目行政官员知道她们不是用于‘家庭’这个范围和界限的话，她们就会失去这些福利”
[25]。
这里，女性个人的需要似乎被湮没殆尽了。
最后，把女性的一些正当需要解释为不合理的。
例如，当女性提出反对家庭暴力应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加以解决时，相关部门并未予以重视。
可见，女性的需要要么被代替为其他家庭成员的需要，要么被忽视、被歪曲。
她们难以表达自己的需要，或者其需要被男性的统一话语误解。
3.对“法律—行政—治疗”
话语模式的批判
弗雷泽指出，美国等福利国家实质上是一个“法律—行政—治疗的机器”
（Juridiistrative-TherapeuticStateApparatus，简称JAT），它把“诠释需要的政治”
斗争转换成法律的、行政的或者治疗的事务。
弗雷泽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福利国家以“JAT”
的模式来解释需要，它尤其适用于解释女性接受福利救济的状况。
这种模式掩盖了福利制度的政治性，“结果，它倾向于把解释人们需要的政治问题变成法律的、行政的和或治疗的问题。
因此，这个制度以一种似乎非政治的方式来执行政治决策并倾向于去政治化”
[26]。
这对女性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按照法律和行政的程序来对女性需要进行认定和审核，对女性救济的措施进行监督，这一切都只体现了男性的意志。
首先，从法律方面来说，福利对男性和女性的权利设定是不一样的，前者“拥有”
更多的公民权。
其次，从行政方面来说，女性要获得福利救济，就必须证明自己的需要与行政部门对女性需要的解释相一致，并且她们遵循与男性不同的行政程序和接受不同的福利。
“因而，在‘女性’子系统中，顾客被认为是被动接受以金钱衡量的、提前定义的和预先包装好的服务。”
[27]而在“男性”
子系统中，受益人收到的是特定的和预定的现金。
最后，从治疗方面来说，女性受到的屈辱和改造更严重。
例如，对女性的救济被看作一种拯救和恩惠，暗含了受助女性是不正常的和病态的，要对她们进行强制教育，“把性别政治和政治经济问题建构成个人的和心理的问题”
[28]，不顾个人经验和文化差异，按照男性统一的理性模式去规范她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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