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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分析总体上是令人信服的，仍然值得仔细阅读。
它的主要的问题在别的地方。
因为，像许多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关于福利国家危机的理论一样，它也被它的时代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地平线所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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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他认为奥菲难题将会得到解决。
因为，随着经济危机的发展，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和它的熊彼特主义后民族工作福利国家调节方式变得互相矛盾，这促使大西洋福特主义向寻找资本积累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的一个移转。
在此意义上，新出现的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不能与熊彼特主义后民族工作福利国家共存。
但是持续地寻求资本积累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也包含了一个可以帮助确保资本自我维持和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的新的国家干预形式。
但是，雅索普对这种“解决”
也保持了清醒的认知。
他认为，在奥菲的声明中有一个更深的真理。
因为资本关系中确实有一个基本的结构矛盾和策略困境，即市场、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维持总是成问题的。
资本主义的增长本质上依赖于工资—劳动的市场协调，而不依赖于不受拘束的市场的内在效率。
市场协调能够补充对追加价值的追寻，但却不能自己生产它；由市场结构展开的商品化生产的过程会产生矛盾，且不能够被结构自身所解决。
这些矛盾明显地铭刻于资本主义市场社会最抽象的形式中。
因此，雅索普最后总结道：“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是去调整资本积累—社会福利（再生产）循环的最新尝试。
就像熊彼特主义后民族工作福利国家一样，它也许会被稳定一段时间；但是，就像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它不可能被证明是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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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识到：雅索普思想体系是作为一个有机整合的整体而存在的，这一有机整体的要素主要表现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以及对战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对接合方法的肯定，策略—关系理论的提出，战后30年资本主义国家的透析，凯恩斯主义民族福利国家的分析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未来的展望等方面。
在这些表面上看似庞杂和互不关联的理论要素中，其实贯穿着雅索普始终如一的研究主题，那就是反思和诊断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
就雅索普而言，对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法的推进，对各种理论的多元接合，策略—关系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来说都在于为这一研究主题做好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准备。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雅索普是从清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国家理论研究的诸多方法入手的。
他认为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发展，在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必须要从抽象简单走向复杂具体，现存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之所以不够成功，根本上是因为没有把握好这一方法论趋势。
因此，唯有提出并应用策略—关系方法来整合各种国家理论思想，才能较为成功地发展出具有解释力和实用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才能对资本主义国家做出深刻的分析和预测。
雅索普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纯粹自我目的性的主体，历史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国家经常的失败。
为了保证资本主义的可持续积累，维护公众利益，为了真正实现自由、民主、完善、幸福的生活，有必要去重新建构资本主义国家，以便实现一个可能的“善之社会”
。
在当代众多反思国家理论或重建国家理论中，雅索普的反思和重建路径无疑表现出自身的特色。
这种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上，突破了纯粹政治主义和经济主义的两极，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学科视角出发，整合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后学科视角的研究路径，明确了资本主义类型国家的发展本质和未来趋势；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雅索普走的是一条从策略—关系理论角度解读资本主义国家的路径，将国家的能动性与经济统治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性辩证地接合起来，使得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带有明显政治学色彩的主题折射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征。
从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国家理论研究的状况看，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不但是左翼国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最有解释力的理论，而且有效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以哈贝马斯、罗尔斯、赫费为代表的三大资本主义主流国家理论抗衡的力量。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雅索普对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选择，是建立在对新自由主义改良的基础上的，并且在对未来国家形态和功能的分析中，他完全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调节，模糊了对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肯定。
这种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的改良式思维逻辑无疑是一种外在的、应然的人本逻辑，本质上又回到了青年马克思的理论视域，甚至有最终沦为后马克思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同谋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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