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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二，莫尔等空间乌托邦理想的倡导者尽管试图用想象的地理来控制真实的历史过程，但事实上这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动员起来实现这种乌托邦理想的社会过程本身，会反过来把这种理想置于不可能实现的境地。
哈维指出，从现有所实现的空间形式乌托邦来看，绝大多数都是在国家或资本力量的推动下完成的。
但这也带来了空间乌托邦之内涵的改变，因为国家或资本力量恰恰是依照它们的规范来建构社会空间的。
“实际上，多数已实现的空间形式的乌托邦是通过国家或资本积累的力量来完成的，依照这两者的规范来实施（这在新加坡和韩国与在英国、瑞典、法国或澳大利亚是一样真实的）。
它要么那样，要么就游离于主流社会过程‘之外’（至少在19世纪看起来是可能的，那时美国是卡贝、罗伯特·欧文这样的乌托邦理想者和多种宗教运动的首选目标）。”
[19]也许这就是空间乌托邦的命运，也是它之所以被称为乌托邦的原因。
它本来想控制历史过程，但实际上只是被历史过程所控制着而已。
看来，不解决空间与时间、地理与历史的辩证关系还真的不行。
另一种乌托邦理想是过程的乌托邦。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跟空间问题没有什么关系，但哈维不这样认为。
在他看来，的确存在着很多理想化的乌托邦范式，它们以单纯的时间线索来表达其思想，而把空间维度完全排除在其理论视域之外。
哈维认为，严格来说，这些关于乌托邦的解读范式还不能被称作乌托邦。
“在这种语境中使用‘乌托邦’这个词似乎很奇怪，因为‘乌托邦’通常与某个地方相联系，这是一个既快乐又不存在的地方。
地点的特性（可以被称为‘地点性’）是重要的，这意味着再现并密切关注作为社会过程容器的空间形式和作为精神秩序表达的空间形式。”
[20]对他来说，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是那种基于空间形式的乌托邦来思考的关于时间过程的乌托邦理想，黑格尔和马克思可以被看成这种乌托邦范式的代表人物。
哈维认为，我们一般只是从单纯的发展过程的角度来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把前者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发展过程，把后者理解为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
但如果我们从上述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范式的角度来解读他们的观点，就应该能够看到，他们其实都把历史的最终状态表述成了一种空间化的隐喻：黑格尔的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状态、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状态。
“在这两种情况中（很明显，我把它们简单化了），作为空间形式的最终固定状态（事先未被明确说明）是通过某种特殊的历史过程观念获得的。
黑格尔和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特殊样式的时间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空间形式，而莫尔却给了我们空间形式而不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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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哈维所说的这种特殊的历史过程观念只是在一般的历史过程观之上加进了作为最终状态的空间化隐喻。
哈维的解读思路要比这复杂得多。
他所要凸显的其实是双重辩证法的线索，即传统的“既又”
辩证法和基于政治学选择的“非此即彼”
辩证法的统一。
在他看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从自在之物到自为之物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是基于“既又”
辩证法即内在矛盾运动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基于“非此即彼”
辩证法的作用，即绝对精神关于其自身存在所做的主动选择所起的作用。
马克思也是一样。
当他在解读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过程时，他既看到了以阶级斗争为表现形式的“既又”
辩证法的作用，又看到了无产阶级基于“非此即彼”
辩证法的积极的政治学选择所起的历史作用。
具体说来，我们发现马克思的政治经历以及后来的著作常常受黑格尔先验主义的“非此即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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