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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而非“既又”
辩证法所吸引。
在支持巴黎公社这个问题上的犹豫不决所基于的理由是当时的时机还不成熟，而他突然转向彻底支持它则与他的可以“非此即彼”
又可以“既又”
的双重辩证观有绝对关系。
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在某一给定的地点和时间内革命或不革命的潜在后果，并在这种目的论的支配下屈从于一种更加偶然的历史演变的意义，即使阶级斗争仍然是历史的动力。
[22]
在哈维看来，如果不能进入上述双重辩证法的理论视域，那么，即使是对其中的历史过程线索的解读，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乌托邦理想的水平。
亚当·斯密所提出的所谓的过程乌托邦理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哈维指出，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确提出了一种过程的乌托邦理想，“在这个乌托邦理想中，个人的欲望、贪婪、贪心、驱力、创造力等等东西可能通过成熟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被动员起来，从而达到整体的社会利益。
从这里出发，斯密和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种排除国家干预和调节（那些保护自由市场的机构除外）并抑制垄断权力的政治方案”
[23]。
也就是说，斯密把基于自由市场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作了一种过程乌托邦，它能够理想化地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并把它们建构成整体性的社会利益。
这种观点对于已经具有双重辩证法线索的马克思来说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斯密的这种过程乌托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揭示了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过程其实是建立在对自然的掠夺以及对劳动力商品的剥削之基础上，而这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必然走向危机的根本原因。
哈维认为马克思对斯密的批判是正确的，因为斯密的过程乌托邦线索中的确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即没有考虑到过程乌托邦在具体空间形式上实现时所出现的问题。
也就是说，斯密没有考虑到他基于自由市场的过程乌托邦理想会被它的空间化方式所破坏。
因为自由市场的资本积累是在天然资源、文化历史、通信潜力、劳动力数量和质量这样一些多样化的地理区域中进行的（这种地理区域日益成为资本投资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
和人工环境上的微分产物），所以它强化了生活标准和生活前景上的不平衡地理发展。
富裕地区越来越富，贫穷地区越来越穷（巴尔的摩就是大城市规模上这种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一个生动例子）。
嵌入在市场过程的乌托邦理想中的循环和累积的因果关系使得财富和权力在地理差异上越来越大，而并不是朝着同质性和平等性逐步发展。
[24]
在哈维看来，这就是斯密在乌托邦问题上没有进入双重辩证观的视域所付出的理论代价。
他没有关心空间形式在乌托邦理想中的作用，因而，其过程乌托邦的理论逻辑最终被空间形式的具体作用所拖累。
既然单纯的空间形式乌托邦和过程乌托邦都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性，那么，哈维所主张的希望的空间，即空间乌托邦又到底是什么呢？在他看来，答案是辩证的时空乌托邦。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许多迹象表明空间同时间的分离虽然有时很有用，但却常常令人误解。
而且如果空间和时间被当作社会构造（暗示着否认了牛顿和笛卡儿所创立的绝对时空理论），那么乌托邦理想就必须同时包含空间和时间的生产。
因此，对于我称之为‘辩证乌托邦理想’的东西的探索还在继续。”
[25]客观地说，哈维对这种辩证的时空乌托邦理想的探索的确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为了与传统的空间形式乌托邦理想相区别，他探索了多重的、开放性空间形式的可能性，以便把广泛的人类历史活动的线索拉进空间乌托邦的维度之中。
为此，哈维专门研究了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福柯关于异托邦（heterotopia）的观点。
在他看来，这两人在超越传统的空间乌托邦思想方面无疑都是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的，但他们的解读思路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具体来说，列斐伏尔强调了空间的生产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这种思想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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