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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而他们却完全忽略了这一条件，直接将活劳动解读为对主体力量的确证，“社会主体的活劳动就是它的快乐，就是其自身力量的证实……在这一维度上对劳动的证实其实就是对生命本身的证实”
[49]。
于是，在他们那里，活劳动摇身一变，成了只与主体相联系的一个范畴，完全阉割了这一概念的社会关系维度。
通过这种转变，他们自然会把非物质劳动解读为确证主体力量的“生命政治劳动”
，从而完成了对主体政治学的全面奠基。
[50]
其次，他们天真地以为，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就自然能够产生一种不被资本渗透的新型劳动关系，这无疑是一种痴人说梦的幻想。
比如，他们在《帝国》中指出：“非物质劳动的合作方面并非像以前各种劳动形式那样由外界强加或组织起来；相反，合作完全内在于劳动活动自身。”
[51]再比如，他们在《共有之物》中也说道：“虽然资本有可能限制生命政治的劳动力，没收其产品，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提供必要的生产工具，但资本绝不能对生产合作关系加以组织。”
[52]在所有著作中，他们始终没有对这一问题，即资本为什么就无法组织这种新型的劳动关系，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最终只能求助于充满伦理色彩的价值预设。
就像他们自己所说那样，他们所“强调的是一种伦理工程，一种身处在帝国之中同时也反对帝国的民主政治行动的伦理学”
[53]。
既然这只是一种伦理主义的价值预设，那我们还祈求什么呢？再退一步来讲，当他们把主体解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民主自治之上时，显然过分夸大了民主自治的历史作用。
他们没有看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的民主自治只不过是资本统治形式的一种转型，而他们却颠倒性地将其视为大众解放的唯一道路，这显然是中了资本的诡计。
既然人的生命都成了资本操控的对象，那么，把这些生命组织起来的方式——民主自治——岂能逃脱资本的摆布？显然他们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
再次，他们严重误解了马克思“机器论片断”
中的历史观。
他们认为，马克思的解放逻辑实际上是建立在“一般智力”
和机器体系之上的，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史观，这显然扭曲了马克思的历史观。
马克思指出：“如果说资本只有在机器体系中以及固定资本的其他物质存在形式如铁路等等中……才取得自己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使用价值的适当的形式，那么这决不是说，这种使用价值，这种机器体系本身就是资本，或者说它作为机器体系的存在同它作为资本的存在是一回事……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
[54]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解放逻辑绝不是根源于单纯的技术或机器体系本身，而是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
“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
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
[55]这个矛盾越发展，生产力就必然要清除剩余价值生产的限制，为一个更高社会阶段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历史观绝不是单纯的技术史观，而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内在一致的。
这也从侧面表明，把马克思的这一手稿命名为“机器论片断”
，是不够准确的，因为这一名称恰恰忽视了机器体系的关系维度，因而是与马克思的初衷相违背的。
最后，他们企图用自治对抗来取代辩证逻辑，终结辩证法，这显然是一种不自量力的一厢情愿，其最终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为要想真正实现劳动的解放，就必须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那种幻想单凭这种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就能自发地长出自由或劳动解放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改变，这种劳动范式的演变，只能是资本统治形式的转型，而绝不可能是自治主体的内在生成。
这种企图用自治逻辑来取消辩证逻辑的做法，必然会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撞得头破血流，因为它带给人的并不是一种现实的解放，而是一种充满谎言和欺骗的虚假承诺，是一种更深的奴役和沉沦。
当然了，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之所以走向这种自治主义伦理学，是有其现实根源的。
首先，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全面陷入低潮，也是在此背景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点注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脱离工人实践的书斋革命，犹如安德森所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产物，它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阶级实践之间愈益分离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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