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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正如巴迪欧后来所分析的那样，马克思的哲学必然带有黑格尔的思辨色彩，而这种思辨的辩证法，就正处在马克思的基底部分，不是简单用一个悬搁和抛弃就能完全消除其影响的。
因此，即便在1845年之后的著作中，黑格尔的思辨和历史哲学仍然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呈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
这个部分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碎片，被马克思巧夺天工地编织到他后来的思想和文本之中。
巴迪欧随后谈到了第二种马克思，这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大量地阅读了英国国民经济学的著作，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此时，他对穆勒、斯密、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如数家珍。
但是，巴迪欧也很明确地指出，在这个阶段，不仅仅是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著述的内容影响了马克思，而且他们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方法论，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马克思。
在阅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渐放弃了从单纯的大历史角度来思考现实的市民社会的方式。
也就是说，马克思逐渐明白，他需要从市民社会内部来寻找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钥匙。
在这种背景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被放置于次要地位，相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方法逐渐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显露出来。
正因为如此，巴迪欧很明确地谈道：
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马克思，这个马克思真的按照真正的社会功能理论构建了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
正如他自己说过的，这个理论不是起源于历史哲学，而是起源于英国政治经济学；不是来自黑格尔，而是来自李嘉图。
众所周知，马克思几乎毕其一生来写作《资本论》，这本书并没有写完，此外，这本书是建立在非常详细、非常精致的分析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
在这本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处于次要地位。
我并不是说，辩证法在其中完全消失了，而是说，它不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
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剩余价值及其分配机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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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巴迪欧区分得十分明确，马克思在《大纲》和《资本论》以及后来的一些著作中，所使用的方法不再是单纯的大历史的内在逻辑，而是一种基于社会基本现实而运作的“功能逻辑”
。
也就是说，与之前关于那种如何概括出历史的脉络、如何看到历史的总体发展规律不同，在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前提下，马克思更关心的是细致入微的资本主义机制本身允许的秘密。
这种奥秘不可能通过历史的内在逻辑得出，因此只能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概念上（应该说，是在经过马克思的科学改造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基础上）来思考。
如果没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概念的具体的实事求是，以及明确的数理逻辑的推理分析，很难想象马克思会在其中精准地提出剩余价值学说。
因此，巴迪欧说：“马克思所发现的是资本如何起作用的规律，并对资本的规律进行了分析性评价。
我并不认为在《资本论》中的马克思完全是辩证法的马克思，而是认为他是一个分析性的马克思。
毫无疑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受到了科学理想的驱动，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理想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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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巴迪欧在这里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地展现了出来。
在巴迪欧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是一致的。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尽管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李嘉图的某些具体的分析方法，帮助马克思可以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内在肌理中去观察，但是，巴迪欧有意忽视了马克思的方法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有着一个本质的不同，即马克思的方法根本上是服务于他的批判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实证主义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等著作的表象，在这个表象下面，马克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拜物教式的颠倒，即我们将历史内在逻辑的结果（表象）直接当成了原因，并以这种颠倒的图像构造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揭露出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深层次的颠倒，而不仅仅只是从社会功能分析上揭露剩余价值的秘密。
巴迪欧和一些庸俗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者一样，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解读停留在一个历史现象的理解上，而忽视了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等作品时的基本辩证关系，即张一兵教授所说的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基于现实的细致入微的分析而对现实的表象与本质的颠倒进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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