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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兹想用生态维度来深化对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共同标题即激进民主的诠释。
这在当代西方左派政治理论的谱系中当然是很有特色的，但问题是：所有这些在“激进民主”
的标题下向前推进的新社会运动，其本身的理论基础是否存在着问题？事实上，这些新社会运动中的大部分是在福特制资本主义取得相对繁荣的背景下而生发出来的。
在资本主义相对繁荣的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的确处于低潮，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处于相对不太明显的状态。
于是，西方的左派理论家们便认定政治斗争的主体已经不再是工人，政治斗争的理论基础也已经不再是生产领域中的内在矛盾。
为了继续扛起革命或斗争的旗帜，他们便只能把眼光转向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各种所谓的新社会运动。
在这些新社会运动的内在动力及理论线索之间，当然是不存在什么本质性的逻辑线索的。
于是，当代西方的左派政治理论家便理所当然地在方法论上走出了一条放弃“本质”
而全面地转向“具体”
的道路，并理直气壮地说这是通过各种具体的社会运动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有的理论家甚至由此而得出结论：对当代西方的左派理论家来说，现在需要的是政治而不是哲学。
上述观点的问题在于，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即福特制阶段，理解为一个不再变化且代表了资本主义之本质的社会形态。
这些理论家没有思考一旦福特制资本主义甚至后福特制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那么，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是否仍然会一直这样低落下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否仍然会处于不明显的状态？如果生产领域中的矛盾线索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那么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新社会运动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否会得到更加深入的解读？我们必须承认，当代西方社会已经历经了一段时期的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新社会运动，事实上并没有取得原先所设想的成效。
在资本拓展的强大力量面前，这些运动所显示出的力量还比较渺小。
我以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根本改变的前提下，这些运动所追求的目标才能真正得到实现。
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难道真的不可能出现吗？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此做出武断的指认，但随着落后国家的发展，在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出现的工人罢工等现象，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生产领域中的矛盾线索的重要性。
因此，我们最起码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利比兹等人过早地放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的理论线索，无疑是过于草率了。
在对利比兹政治生态学中的核心观点进行上述评析之后，我们就不难对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些具体观点所提出的批评意见进行分析了。
利比兹说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要考虑生态税等因素，因而商品的价格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了，这似乎证明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过时，这里的逻辑推论应该说是不严谨的。
马克思与李嘉图的一个重要不同就在于，他通过“生产价格”
建构起了价值的转型形式这一重要的理论环节。
利比兹所说的生态税等因素充其量不过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的发生在资本的生活过程层面的一些东西（尽管马克思没有论及生态税这一具体的内容），因而，只要正确地贯彻马克思的科学方法论，那么劳动价值论当然可以解释包括生态税在内的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之间的关系。
利比兹就“雇佣工人在社会变革中的核心作用”
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性”
所提出的批评性观点，应当放在当下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阶段的背景中加以评析。
而利比兹最后就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所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的观点所提出的批评，显然来自于他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条件下的“按需分配”
，是建立在作为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的自由王国已经实现了的前提之下的。
而对马克思来说，即使是在物质生产领域，只要真正实现了自由，那么，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就可以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了，更不要说在自由王国的阶段了。
因此，何来利比兹所说的“按需分配”
与生态承受力之间的矛盾呢？马克思所说的“各尽所能”
也是一样，它是建立在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之基础上的，因此，何来这一观点与对老年人的尊重及对妇女家庭劳动的尊重等之间的所谓矛盾呢？利比兹在这一点上显然过于站在经验的层面，因而无法理解马克思观点中所蕴含的强烈的人文意蕴。
[1]阿兰·利比兹（Alaiz，1947— ），法国调节学派的重要成员。
巴黎“应用数学、经济学制定计划的远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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