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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评价时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在智慧的统辖之下，勇气本质上是“心灵具有的力量”
，服从于理性（或启示）的支配，而冒险的勇气则参与对智慧的创造。
第一种观点的最大危险，是把勇气看作是一种没有创造性的、呆滞的东西，如我们在很多天主教派与某些理性主义思想中所见到的那样；第二种观点也含有同样明显的危险，那就是间接的任性，这一点我们在某些新教与大部分存在主义思想中见得较多。
然而，托马斯也把勇气（他常称之为坚毅）的更有限的含义作为一种独立的美德来加以捍卫。
像通常一样，他在这些讨论中指的是士兵的勇气，把这种勇气看作是狭义勇气的突出范例。
这一点与托马斯的总倾向是一致的，他倾向于把中古社会的贵族式结构与基督教和人文主义的普遍因素加以结合。
在托马斯看来，完美的勇气是神圣精神（Divi）的馈赠。
通过它，心灵所具有的自然力被提升到超自然的完美高度。
然而，这意味着勇气是与基督教特有的美德和信仰、希望、爱等结合在一起的。
人们于是看到这样一种发展，其中，勇气的本体论方面被纳入信仰（包括希望）之中，而勇气的伦理学方面则被纳入爱或道德原则之中。
勇气被纳入信仰（特别当其指希望时），这种情况出现得很早，如在阿蒙布诺斯（Ambrose）关于勇气的信条中就可以找到这种用法。
当阿蒙布诺斯把坚毅称作“一切美德中之最高者”
（尽管勇气这种美德从不单独出现）时，他所遵循的是古代的传统。
勇气听从理性的吩咐并执行心灵的意图。
它是灵魂的力量，能在最大的危险中克敌制胜，就像列在《希伯来书》第11章中的那些《旧约》的殉难者一样。
勇气给予的是安慰、忍耐和经验，难以同信仰和希望相区分。
根据勇气概念的这种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界定勇气的每一种企图都要遇到下面的选择：或者用勇气去称呼诸美德中的一种，将这个词的较大的含义融入信仰和希望；或者保留这种较大含义并通过对勇气的分析去解释信仰。
本书选择的是后一种，部分原因是我相信，较之其他宗教术语，“信仰”
更需要这样的重新解释。
二、勇气和智慧：斯多葛学派[4]
包含伦理学因素与本体论因素在内的、较为宽泛的勇气概念，在古代与近代之交的斯多葛主义和新斯多葛主义那里成为—个给人印象极深的概念。
斯多葛主义与新斯多葛主义是与其他哲学派别并存的两个哲学派别，但同时二者又不仅仅是哲学派别。
它们是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古代社会后期的某些最高尚人物以及他们的近代追随者对存在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并且征服了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
在这个意义上，斯多葛主义是一种基本的宗教态度，无论这种态度是以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形式出现的，还是以超越有神论的（traic）形式出现的。
因此，在西方世界中，斯多葛主义是对基督教的唯一真正的替代。
如果考虑如下事实，即基督教必须与诺斯替教[5]和新柏拉图主义争夺宗教—哲学地盘，必须与罗马帝国争夺宗教—政治地盘，那么，上述断言就显得出人意料了。
对于基督徒来说，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个人主义倾向的斯多葛信徒似乎不仅没有危险，而且实际上他们还乐意接受基督教一神教的某些因素。
但这只是一种浅表的分析。
基督教与古代世界的诸说混合主义（religioussyism）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神为拯救世界而降世的观念。
在以这个观念为轴心的宗教运动中，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已为人对神的参与所征服，这神自己承担着命运和死亡。
基督教尽管也坚持相同的信仰，但在救世主耶稣基督的个人性格方面，在表现于《旧约》一书中的它的具体的历史基础方面，却优于宗教中的诸说混合主义。
所以，基督教能够吸取古代社会后期的宗教—哲学诸说混合主义的很多因素而又不丢掉其历史基础，但它却不能采取真正的斯多葛态度。
当我们考虑到斯多葛派关于逻各斯（Logos）和自然道德律的信条对基督教教义学与伦理学的巨大影响时，这一点尤为显著。
但是，这种对斯多葛观念的大量采纳并不能架起一座桥梁，把斯多葛主义对弃世（iation）的承认与基督教对救世（icsalvation）的信仰联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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