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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统治下的个人责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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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对由《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所引发的那场相当激烈的争论做些评论。
我故意说“引发”
，而不说“造成”
，是因为这场争论大部分针对的是一本子虚乌有的著作。
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用那位著名的奥地利智者的话来打发这桩事：“再没有比关于一本任何人都没读过的书的讨论更有趣的事了。”
然而，随着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在后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以我从没有说过的话来攻击我，而且竟还有人为此而为我辩护，这时我逐渐明白，这桩有点儿奇异的事情比单纯的感情用事或玩世不恭要更复杂。
在我看来，事情所包括的也不仅是“情绪”
了：不仅是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中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的那种诚实误解，也不仅是那些利益集团的有意曲解和伪造，这些利益集团更害怕一场针对那个时期的公正而仔细的调查，而非我的书本身。
这场争论总是提到各种纯粹的道德问题，其中有许多我从没碰到过，而其他一些我也只是捎带提及。
我对审判作了一个事实性的叙述，在我看来，甚至这本书的副标题——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也是从我认为不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案件事实中明确地得出的。
我指出了一个因其与我们关于恶的理论相抵牾而令我震惊的事实，因此也就指出了某种虽真实但看起来不合理的东西。
我有点儿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仍然与苏格拉底一样相信受冤枉要比作恶好。
这种信念被证明是一个错误。
人们普遍相信：人不可能经受任何**；在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值得信赖，甚至可以被期望是值得信赖的；被**与被胁迫几乎是一样的，而用首先发现这个谬论的玛丽·麦卡锡（MaryMcCarthy）的话来说：“如果某人用一把手枪对着你说，‘杀了你的朋友，否则我就要杀了你’，他是在引诱你。
就是这么回事。”
尽管使一个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诱因可以是使他免于遭受惩罚的一个合法借口，但它肯定不是一个合乎道德的证明。
最后并且最令人奇怪的是，我们处理的是一个其结果毕竟是要得出某种判决的案件，我却被告知判断本身就是错误的：任何不在场的人都不能判断。
顺便说一下，这也是艾希曼自己反对地方法院的判决的理由。
当人们告诉他有其他可选办法，而他也本可以逃避履行他的谋杀义务时，他坚持说，这些是产生于后见之明的战后神话，是那些不知道或已经忘记实情如何的人们迷信的神话。
这一关于判断的权利和能力的讨论之所以触及了最重要的道德问题，原因有很多。
这里包括了两件事情：第一，如果大多数人或我的整个周围环境已经预先判断了某个事件，我如何还能分辨是非？我是谁，有什么资格去判断？第二，如果可以的话，在何种程度上我们能判断那些自己并没有亲历过的事件？就后者来说，如果我们否认这种能力的话，看来明显的是，任何历史编纂和法庭程序就都是不可能的了。
可能有人会更进一步主张，在那些我们运用判断能力的事例中，很少是不通过后见之明来判断的，而这对历史学家和法官同样真确，法官确实有理由不相信目击者的叙述或在场者的判断。
此外，因为这一不在场者的判断的问题通常与对傲慢的控诉联系在一起，所以，谁还能声称，去判断一桩不义之事就预设了自己不会犯下这同样的罪行？甚至一个谴责杀人犯的法官仍可能会说，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我怎么能判断呢！
乍看起来所有这些就像精雕细琢的胡扯，但是，当许多并没有被操控的人开始胡扯，并且如果其中还有知识分子，这时事情通常就不仅仅牵涉到胡扯了。
在我们的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对做出判断的恐惧，这种判断与《圣经》中的“不要判断人，免得你被人判断”
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这种恐惧是基于对“投下第一块石头”
的恐惧，那它就辱没了判断这个词。
因为在不愿判断的后面暗含着这一看法，即没有人是自由的行动者，还暗含着这一疑问，即是否有人可以为他所做的事情负责或者能够被期望对他所做的事情负责。
在道德问题被提出，即便是被顺带提出时，提出这些问题的人都将面对这种可怕的缺乏自信和勇气的状况，还要面对那种虚假的谦虚，它体现在下述说法中：“我是谁，有什么资格去判断。”
这个问题实际上意味着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同等的邪恶，那些试图、或假试图保持一些正派作风的一人，或者是圣人或者是伪君子，而他们都与我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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