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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是它的前提，这在每种情况下都被赋予实质内容。
然而，也有可能发生“极端”
的灵魂拯救说中的情况——这种伦理学的实践，也就是“前提”
的实现，绝不能当作是本身有价值的，而只能是一场赌博中的赌注，一旦输掉，即不能获得永恒回报，所有的都会失去。
因为在帕斯卡描述的这种可怕的形而上学赌博中，赌注是一个人全部的现世生存及其所有可能的享受和满足，正是他的舍弃成为永恒救赎的代价。
所有激进的禁欲主义、否定生命的禁欲主义都属于这个范畴，它们的实践者如果期望落空，就是自我欺骗，失去一切。
这种修来世的赌博不同于一般现世享乐主义的算计，它深思熟虑地冒着暂时放弃和延期享受尘世幸福的风险，仅仅是为了获得全部补偿，以及热切地追求彼岸的机会。
但正是这热望把这全部行动移出了伦理学领域。
在有限与无限、短暂与永恒之间，没有什么可比性，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有意义的比较，也就是，说一个比另一个在质或量方面更好是无意义的。
对这种目标的价值的可靠评价本应形成伦理决断的根本要素，但在此关于它只有一句空洞的断言：它是最终的价值。
在行为和它（所期望的）结果之间也没有什么因果关系（这至少是伦理学思考所需要的），因而我们发现，“结果”
不是由现在的舍弃产生的，而只是补偿这舍弃时从别的什么地方许诺的。
如果有人问为什么现世舍弃如此值得称赞以至于可以指望这种保护或回报，回答可能是肉体是有罪的，欲望是邪恶的，世界是不洁的。
在这种情况下（在其他不同情况下这类个性化的行为被认为是有害的），禁欲主义毕竟提供了通过自我修炼实现内在目标的真正的行为手段和道路。
这道路就是从不洁向纯洁，从罪恶向神圣，从束缚向自由，从自我中心向自我超越。
就它是这样一条“路”
而言，根据假定的形而上学标准，禁欲主义实质上已经是最好的一种生活。
但在这里我们还是在讨论一种此时此地的伦理：一种自我完善的伦理形式（尽管是一种极端自我中心和个人主义的形式），它的内在修炼可能确实达到精神之光的顶点，这是对未来回报的当下预示：一种对绝对者（theAbsolute）的神秘体验。
总之我们可以说，就这些朝向来世的学说（特别是在第一个例子中提到过一种取悦于上帝的生活作为永恒回报的条件的适度的形式）还属于伦理学而言，它仍然适用于我们的论点，即所有的过去伦理学都有当下导向的特征。
（2）政治家对未来的责任
有关在世界之内的未来导向的伦理学的例子又怎么样呢？唯有它们真正属于理性伦理学，因为它们认真探究已知的因果形式。
我们在前面提到第二种未来导向的伦理学——立法者和政治家对未来公共利益的长远关怀。
古希腊政治理论对我们所感兴趣的他们的时代基本上三缄其口，但这沉默本身却流露了一些什么。
我们可以从对梭伦、莱克格斯[9]这样的伟大的立法者的赞扬或对诸如政治家伯里克利的责难中觅出蛛丝马迹。
对立法者的赞扬包括他的创造物的长久性，而不是他提前制定的规划，这规划只会在后世发生，对同时代人却遥不可及。
他尽力创造可行的政治体系，对其可行性的检验在于他的创造物的持久性——最好是永恒不变。
所以有人认为，最好的政府对未来也是最好的，因为它现在的平衡稳定确保了它在将来也是如此；因此，到那时它当然同样是最好的政府，因为优良秩序的标准不变（持久性是其中之一）。
它们不变是因为人性不变，不完美的人性也包含在英明的立法者必定具有的可行的政治秩序观之中。
因而这种观念的目的不是建设一个理想的完善的政府，而是要建设一个现实的最好的即最有可能实现的政府——这在现在和将来一样都是可能实现而又没有危害的。
然而人类骚乱的**有着威胁全部秩序的危险，除了使立法者必须具有卓越的开创智慧之外，还使政治家必须具有持续的统治智慧。
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对伯里克利政治的谴责，与其说是最终在他死后，他的宏伟蓝图化为泡影，毋宁说是他以如此宏伟的蓝图（包括它们最初的成功）在他的时代改变了雅典人的头脑，腐蚀了公民的德性。
所以人们指责雅典当时的灾难，并不是谴责那些最终失败的政策；而是谴责它们根基的污点，根据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回想起来甚至“成功”
也不可能使之好转。
当时是好的东西今天仍然是好的，而且最有可能幸存至今。
所以政治家的远见在于他服务现在的智慧和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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