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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的”
、“遵守规定的”
；例如，在用一把英制尺测量纸上的一段距离的时候，我们将尺子紧贴在纸上以免发生产生投影的那种使用，以便保持尺子上的距离对纸上的距离的一比一的比率。
因此尺子的使用是被一个规则所规定的，这个规则可以像我刚刚做的那样表述出来，但是通常它并不被表述出来。
当然这个公式——它就是一种规则，在它的应用（解释）中它也要服从规则。
将这些观察总和在一起，我们可以说，一个规则就是人类的事情（我有意地避免使用“操行”
［duct］和“行为”
［behavior］这一点说法，即使我忍不住要这样做）的一个校准器，人类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遵循它。
它是标准，也就是说它是相对不变的，就像那些要求遵循它的规则（如果有的话）一样。
遵循它并不必然就是要查阅它。
一个道德规则因此就是道德体系的这样一个校准器。
如果在心灵面前把康德以来的一些最重要的道德哲学家检视一遍，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看作是值得关注的规则的东西当中有一个共性。
道德规则往往被看作是简短的语言公式（或者更加准确地说，这些公式是对它的表述的那些东西），这些公式命令或规定行为类型（act-types）（粗略地说就是罗斯所说的显见义务）。
它们往往以命令语气表达，如果没有以命令语气表达，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达“去做……是正确（或者好）的”
或者“去做……是某人的义务（或职责）”
置于它们之前，这些表达使它们起到与命令一样的作用。
哲学家们也构造和辩护这些更加一般的规则被假定可以从中推导出来的那些大规则（mega-rules）（比如绝对命令，最大幸福原则，类的一致性原则），以及或者用来在预料到冲突的时候对更加一般的规则进行排位的那些规则。
我将把在现代道德哲学中讨论的这种规则称为“行为命令”
（aperatives）。
尽管我们经常这样谈到规则公式（rule-fomulas），好像它们就是那些规则本身，（但是）片刻的反思就会使我们认识到这是不准确的。
毕竟这些公式只是公式；规则本身是在一个成功的公式中得到表达的东西。
规则与它的公式之间的这个区别确实会被广泛地承认（尽管哲学家们很少追究这个区别，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好像规则就是公式，好像遵循这些规则就是查阅这些公式[4]）。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道德规则就是一种如果以公式表示的话就不得不表述为一个行为命令的东西，即便并非所有公式都严格地是命令语气的。
我想消除这个偏见。
如果一个规则仅仅是某种以使其能够被人在理解的基础上遵循的方式就某个东西做出规定的东西，如果遵循并不必然需要查阅，那么可以成为伦理规则的东西的范围将得到扩展。
另外两种相当不同的调整性的东西——我们的道德生活可以是对它们在理解基础上的遵循——是某些故事和作为范例的个人。
（这样一个故事经常但不总是关于这样一个作为范例的个人的。
）
某些人的道德生活比较少地由行为—命令所规定，更多地由某个相识的人或对某个相识的人的记忆所规定。
苏格拉底对柏拉图来说似乎就起着这样一种作用，甘地、圣·弗兰西斯、耶稣对许多人来说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如果一个道德规则只是一个人借以在对它的理解的基础上规定自己生活的某种东西，那么苏格拉底肯定就发挥着一个道德规则的作用，而且实际上对柏拉图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
在柏拉图心目中苏格拉底一定可以还原为一套行为命令，这些行为命令因此就通过某种途径成为真实的道德规则，这样的提议只能是为挽救一个现代偏见而采取的孤注一掷的步骤。
柏拉图以非同寻常的清晰性举例说明了一种以更加混合的形式出现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的道德规则。
实际上，每个人的道德在这个或那个阶段都是由我们对某个能够例示出美德的个人的认识所指引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样的个人所发挥的就是道德规则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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