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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产生出了作为现代欧洲最有活力的民族之一的日耳曼民族。
法兰西被几次宗教战争**得苦不堪言，结果是天主教在表面上胜利了，但是，在18世纪，它却经历了一场伴随着启蒙运动、伏尔泰主义和百科全书派而来的最普遍的改革。
这次改革先行于并相伴于1789年的革命。
这确实是法国人民伟大的精神和道德的改革，它比德国的路德改革更加全面，因为它包括了乡村中广大的农民群众，具有一个明显的世俗基础，并且企图用由民族的和爱国的相互结合所代表的完全世俗的意识形态去取代宗教。
然而，即使是这种改革也没有使高级文化直接繁荣起来，只有处在实证法学形式中的政治科学算是个例外。
或许只有乔治·索列尔才暗示了实践哲学是一种现代的人民大众改革的概念（因为诸如米西罗里那样期待着意大利的宗教改革、新的意大利版的卡尔文主义的人，生活在世外桃源），但他的见识只是片断的和唯智主义的，这是因为他对于议会主义和政党的肮脏所采取的詹森主义的愤怒态度。
索列尔从列南那里承袭了必须实行精神和道德改革的思想；他（在一封致米西罗里的信中）断言，伟大的历史运动往往是由一种现代文化来代表的，等等。
在我看来，虽然当索列尔以一种颇具文学性的方式把原始的基督教当作一种检验标准时就确实暗含有这样一种概念，但多少还是有一点真理的。
虽然他也采用机械的和往往是意图明显的引证，但毕竟还有深刻直觉的偶然闪光。
实践哲学以这所有的过去的文化为前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卡尔文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存在于整个现代生活观的根子中的这种历史主义。
实践哲学是这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的顶峰，它使大众文化和高级文化之间的对照成为辩证的对照。
它符合于新教改革加法国革命的联结：它既是一种政治的哲学，也是一种哲学的政治。
它还处在民粹主义阶段：创造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并非易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包括行动和反行动，结合和分裂以及纷繁复杂的新组织的建立。
这是一个从属的社会集团的概念，这个集团被剥夺了历史的首创精神，处在持续然而却是混乱的扩展之中，它不能超越某种质的水平，而是低于掌握国家和对整个社会行使领导权的水平，然而却只有这种领导权才容许在知识分子集团的发展中保持某种有机的均衡。
实践哲学自身变成了“偏见”
和“迷信”
。
它是现代历史主义的大众方面，但它本身又包含着能够据以取代这种历史主义的原则。
在远比哲学史更广阔得多的文化史中，每当大众文化因为经历了一个革命阶段和因为从人民的矿石中锻造出新的阶级而繁荣起来的时候，就会出现“唯物主义”
的繁荣；相反，与此同时，传统的阶级就抓住精神哲学不放。
处在法国革命和复辟两个历史阶段的中途上的黑格尔，赋予思想生活的两个要素唯物主义和唯灵论以辩证的形式，但是，他的综合是“一个以头立地的人”
[25]。
黑格尔的后继者摧毁了这种统一，有的返回到唯物主义体系，有的则返回到唯灵论体系。
实践哲学通过其创始人复活了黑格尔主义、费尔巴哈主义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经验，以便重建辩证统一的综合，重建“以脚立地的人”
。
黑格尔主义所遇到的被割裂的苦恼，在实践哲学这里也在重复着。
也就是说，从辩证的统一中，一方面有回归到哲学唯物主义去的；而另一方面，现代唯心主义的高级文化则力图把实践哲学中适合其需要的部分结合过来，以便找到一剂灵丹。
“从政治角度说”
，唯物主义概念是接近人民、接近常识的。
它和许多信仰和偏见，和几乎所有的人民大众的迷信（巫术、幽灵）。
紧密相连。
这一点在普遍流行的天主教中可以看出来，而在拜占庭的东正教中甚至更为明显。
普遍流行的宗教是非常的唯物主义的，然而，知识分子的正式宗教却企图阻止形成两种不同的宗教，两个分离的阶层，以便使它非正式地而又确确实实地变成狭隘集团的意识形态。
但是，从这种观点来看，重要的是不把实践哲学的态度混同于天主教的态度。
因为实践哲学同人民群众中的新阶层保持着动态联系，并倾向于不断地把它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文化生活，而天主教则倾向于保持一种纯机械的联系，一种特别是建立在礼拜仪式的基础上，建立在一种显然是强加于群众崇拜的基础上的表面的统一。
许多异端运动，都是人民大众的力量旨在改革教会，通过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使教会更接近于人民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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