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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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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在某些人看来是一个同质性的领域：思维在其中诞生、死亡，体系在其中建成，然后在其中倒塌。
另一些人把哲学看作我们随时可以自由采取的某种态度，还有一些人则把它看作文化中的一个确定的部分。
在我们看来。
哲学并不存在；不管人们以何种形式对它进行研究，这个科学的影子和人类的心腹谋士[2]只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抽象。
实际上有着几种哲学。
或者确切地说——因为你再也不会同时找到一种活的哲学——在某些十分确定的情况下，一种哲学的构成是用来表达社会的总体运动；只要这种哲学还活着，它就是同时代人的文化领域。
这个令人困惑的客体是同时以一些极其不同的样态出现的，并不断对这些样态进行统一。
哲学首先是“上升的”
阶级意识到自我的一种方式：这种意识可以是清晰的或模糊的，间接的或直接的；在穿袍贵族和商业资本主义的时代里，是由法学家、商人和银行家组成的资产阶级通过笛卡尔主义对自己的认识；150年之后，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由工厂主人、工程师和科学家组成的资产阶级在康德主义向它提出的博学者的形象中模糊地发现了自己。
但是，这面镜子要真正成为哲学的镜子，就应该显示为当代知识的整体化：哲学家遵照某些表达出上升阶级对自己的时代和世界采取的态度和方法的指导模式，对所有的知识进行统一。
其后，当这种知识的各个部分逐一因启蒙运动的发展而被怀疑和否定之后，总体仍然是一种未分化的内容：这些被否定、几乎难以理解的知识在被一些原则联系在一起之后，反过来也把这些原则联系在一起。
哲学客体在被归结为最简单的形式之后，在“客观精神”
中仍将以指出一种无限任务的调节性理念的形式出现；这样，今天在我们这里谈论“康德的理念”
，在德国人那里则谈论费希特的世界观。
这是因为一种哲学在十分敏锐有力之时，绝不会表现为一种惰性物，不会表现为知识的已经终结的消极统一；它产生于社会运动，本身就是运动，并影响着未来；这种具体的整体化同时是把统一继续进行到底的抽象计划；在这一方面，哲学的特点是一种研究和解释的方法；它对自己和它未来发展的信心只会再现拥有它的阶级的自信心。
任何哲学都是实践的，即使是起初表现为极度沉思性质的哲学也是如此；方法是一种社会的和政治的武器：那些伟大的笛卡尔主义者去世之后，他们分析和批判的理性主义却断续存在；产生于斗争的理性主义重新回到斗争之中，以便将它阐明；当资产阶级在暗中破坏旧制度的机构时，理性主义则在攻击企图为这些机构辩解的陈旧意义。
[3]然后，理性主义帮助了自由主义，并把一种学说赋予企图实现摧毁性行动的无产阶级。
这样，只要产生哲学、负载着哲学性并被哲学阐明的实践仍然生气勃勃，哲学就依然有效。
但是，它发生了变化，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它原来的、时代性的内容，原因是它逐渐渗透到群众之中，以便在群众中，并通过群众成为一种集体的解放工具。
这样，笛卡尔主义在18世纪以两种不可分离、相互补充的面貌出现：一方面，它作为理性的理念和分析的方法，启发了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狄德罗乃至卢梭，而人们认为反宗教的抨击文章和机械唯物主义都起源于笛卡尔主义；另一方面，它进入隐匿状态，并制约着第三等级的态度；在每个人中，普遍的和分析的理性以“自发”
的形式隐藏起来并重新出现；这说明，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直接回答将是批判的。
这种抽象的反抗要比法国大革命和武装起义早几年。
但是，武装的、有领导的暴力将打倒已在理性中解体的特权。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哲学精神超越了资产阶级的范围，渗透到民众之中。
这是法国资产阶级自以为是普遍的阶级的时候：它的哲学的渗透使它能够掩盖开始使第三等级分裂的斗争，并为一切革命阶级找到共同语言和共同的行动。
如果哲学应该同时成为知识的整体化、方法、调节性的理念、进攻的武器和语言的共同体，如果这种“世界观”
也是对那些被蛀蚀的社会进行加工的一种工具，如果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这种特殊观念成为文化的本质，有时则成为整个阶级的本质，那么十分清楚，哲学创造的时代是罕见的。
在17世纪后和20世纪之间，我看有三个时代可以称为著名的时代：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以及马克思的时代。
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
我常常看到，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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