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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怎样发明了征兆[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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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发现了一种存在悖论，这种存在一旦被误认或被忽视，就可以进行自我复制：在我们“按它真实的样子”
审视它时，这种存在就会化为乌有（nothing），或者更确切些说，这种存在就会转化为另外一种现实。
我们之所以要避免使用揭面具、撕面纱这些意在掩藏**裸的现实的隐喻，原因也在这里。
在此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拉康在其名为《精神分析的伦理》（TheEthicofPsyalysis）的研讨班上，远离了如下的解放性姿势——大声疾呼道：“皇帝陛下一丝不挂”
。
正如拉康所言，这里的问题在于，皇帝在其衣服下面的确是**裸的。
因此，如果精神分析也做出揭面具的姿势的话，那它也只是接近阿方斯·阿莱（AlphonseAllais）那个著名的笑话：某人指着一个妇女大声惊呼道：“快看她，多么丢人现眼，在她的衣服下面，她竟然一丝不挂。”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广为人知：经典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即虚假意识），对社会现实的误认，都已经成为这种现实本身的一部分，我们的问题是：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意识形态即朴素意识）。
是否还依然适用于今日之世界？它在今天还能发挥作用吗？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ofi）[18]这部以德语写成的伟大畅销书中，彼得·斯洛特迪基克（PeterSloterdijk）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性的。
此举彻底放弃了不再可能（或更确切些说，徒劳无功）的经典的批判—意识形态程序（critical-ideologicalprocedure）。
虽然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着面具。
那个公式，正如斯洛特迪基克所言，只能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
犬儒理性不再是朴素的了，却成为已被启蒙的虚假意识的一个悖论：人们很清楚那个虚假性，知道意识形态普适性下面掩藏着特定的利益，但他拒不与之断绝关系。
我们必须把犬儒立场与斯洛特迪基克所谓的大犬儒主义（Kynicism）严格区分开来，大犬儒主义代表着以讽刺和挖苦的方式对官方文化的通俗化、鄙俗化拒绝；经典的犬儒程序，就是以日常的平凡朴实，对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它拥有神圣、低沉的音调，并将其提高到荒诞不经的高度，以此揭露掩藏在高贵意识形态用语下面的由权力派生出来的自我利益、好勇斗狠和野蛮残忍。
因而这个程序是实用性的而非论辩性的；它以其对阐明的情形，对抗官方的命题，并借此颠覆它；它永远从个人利益出发阐明一切（例如，当一个政客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爱国、牺牲的义务时，犬儒主义会揭露他正在从别人的牺牲中捞取个人好处）。
犬儒主义（icism）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对这种大犬儒性（kynical）颠覆的响应；它承认也重视掩藏在意识形态普遍性下面的特定利益，承认也重视意识形态面具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但它总能找到保留那个面具的理由。
这种犬儒主义并非对非道德的直接定位，它更像是服务于非道德的道德本身——犬儒智慧的模型就是要把正直、诚实想象为不诚实的至高形式，把道德想象为**不羁的至高形式，把真理想象为最有效的谎言形式。
因此这种犬儒主义是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一种不正常的“否定之否定”
；面对着违法的致富、抢劫，犬儒性反应存在于这样的言词之中——合法的致富更加行之有效，也受法律的保护；正如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在《三分钱歌剧》（ThreepennyOpera）[19]中所指出的那样：“抢劫一个银行与建设一个银行，两者相比，情形如何？”
显而易见，面对这样的犬儒理性，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无能为力，我们也不再能使意识形态文本屈从于“征兆性阅读”
，以其空白点（blankspots），以其必须压抑的事物与之对抗，以便进行自我组织，保持其一致性——犬儒理性已经预先考虑到了这个距离。
这是不是说，留给我们、有待确定的唯一问题就是：借助于犬儒理性的统治，我们在所谓的后意识形态世界里发现了自己？甚至阿多诺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的前提是：严格说来，意识形态只是这样一个系统——它自称能够获得真理，即它不仅仅是一个谎言，而是一个被体验为真理的谎言，一个假装被严肃对待的谎言，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不再具有这种借口——不再是为人操纵的工具，不再是纯粹外在的和手段性的；保证其规则畅通无阻的不是它的真理价值（truth-value），而是简单的超意识形态的（extra-ideological）暴力和对好处的承诺。
到了这一步，征兆与幻象之间的区分就必须引入，以便表明下列事实，以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意识形态社会，这样的观念有点超前；犬儒理性以其讽刺的超然，为我们留下了意识形态幻象那尚未触及的基本层面，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意识形态结构着社会现实自身。
七、意识形态幻象
如果我们要把握幻象这一维度，就必须回到马克思的那个公式上来：“他们虽然对之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
并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意识形态幻觉的位置究竟何在？在“知”
（knowing）中，在“为”
（doing）中，还是在现实自身之内？初看起来，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幻觉存在于“知”
中，这里存在不一致，即在人们有效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觉得他们在有所作为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意识形态就存身于下列事实之中；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做了些什么”
，他们对于他们所从属的社会现实的表象是虚假的，这表象当然是由同一现实制造出来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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