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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马克思是否确切地相信“伦理”
的概念，这却是马克思主义内部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41]问题是，看来马克思经常都并不把道德视为意识形态，然而在马克思对阶级社会的批判中，又内含着伦理的概念。
事实上，马克思并不完全拒绝伦理道德，只是把它转变成从上层建筑到基础的巨大尺度而已。
因而“道德”
就与人类力量的能动的自我实现相一致——就像它的过去那样，投射到生产的过程中去，而不是放逐到上层建筑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中去。
人类的生产力看起来不需要从其他地方，从具体的道德领域引入伦理判断；看来积极性是固有的，“不道德”
将包含在人类生产力的受挫折、间离以及不协调中显现出来。
马克思的确拥有一种“绝对的”
道德批评标准：对于每个人来说，能力的丰富而全面地展开就是一种确切的善。
它来自于对任何社会形式都作出批评的立场——既不根据眼前允许自我实现的能力，也不根据未来条件下的潜在作用来做出评价。
然而，这里仍然留下大量的问题没有回答。
为什么全面发展应该成为最符合道德的理想目标呢？拿什么来衡量它？历史斗争的目标是使我的能力与痛苦取得一种均衡，调节我的能力与爱情的关系吗？马克思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看起来是难以理解的形式主义的。
我们表达的只是事情的一小部分，无论我们是否从它们的间离、割裂的状态中恢复过来，并且按照尽可能变化的、充分的和综合性的方式实现它们。
[42]
对于关于马克思的这个解释有一个很有力的反驳。
它指责马克思相信所有的人类能力生来就是积极的，这构成了对马克思文本的浪漫的误读。
以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基本教条为基础，马克思的确区分了不同的人类能力，从而为共产主义伦理学提供了一个基础。
差异性的规范所引起的问题是，我们只能培养这样一些特殊的力量，它允许个人彻底地实现他自己，并且通过与其他人自由的自我实现相似的方式来培养。
正是以上这些观点，把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区别开来。
这构成了对马克思浪漫解释的重要限定；但仍然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一方面，即使这的确是马克思的政治纲领的核心，但是在他的表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的确也常常把人类的能力视为仿佛天生就是积极的。
另一方面，这种自我实现的规范化概念直接暗含着公正、平等的概念，并且与伦理理想相联系，这意味着伦理不能纯粹地属于生产的“基础”
。
相反，正是这个原因，社会需要一种法律上和伦理类型的“上层建筑”
制度，以及调节复杂事物的机制，调节多与少之间的适当关系，创造人类的需要和欲望。
有证据说明，马克思尽管主张“生产主义”
的伦理，但也承认了这种事实，他并不简单地拒斥公正的概念，或者排斥法律上的制度。
可以认为，依靠并通过其他人而达到的简单成功这种现象，把问题推到了关注的中心。
因为马克思的这种相互补充的自我表达的观点不是黑格尔式的，它与社会的不公正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对于衡量相互自我实现的问题，可以期望什么样的模式呢？通过什么样的批评标准才能够对它们进行评价呢？这样的批评标准必须符合逻辑地建立起来；而且，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马克思不断地探索主体哲学，但却忽视了主体间的交流过程。”
[43]对于马克思来说，对人类的能力作出推论性的评价并不重要，因为它们的实现——这是一种观点，不仅坚持相信人类力量的积极本质，而且假定这样的力量和需要是主体的直觉性表达，是通过作为主体间外在语境的历史过程而自然而然给定的。
但是如果人类的主体具有需要，那么我们至少已经知道这些需要中的一部分是什么，即主体知道它实际上所需的需要。
主体自我不明朗的特点使其难以自我确证，这就是伦理话语成为必要的理由。
在马克思那里，问题看起来不是伦理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我们怎样假定权力潜在地有助于历史的实现？哈贝马斯写道：“通过把绝对自我的自身定位归入到更确实的种族生产活动中去，（马克思）把反映从历史的动机力量中排除出去，虽然他仍然保留着反映论的哲学框架。”
[44]
如果把价值嵌入事实的内部，那么第二国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发觉他们陷入价值与事实之间窘迫的二重性之中。
马克思主义科学能够揭示历史的规则，但是却不能评价历史在推测上不可避免的实现是否也是人们所期望的。
因此引入一种新康德式的伦理，以便补充一种表面上不规范的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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