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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人（白人和黑人）继续成群结队地（根据人口调查局的数字，在过去5年中每个月的净比例就是一千多人）离开城市去郊区寻找慰藉、安全和工作（当我刚到这个城市时，其人口接近于100万，现在它的人口降到刚刚超过60万）。
郊区、边缘城市和远郊地区（借助于政府对交通的巨大资助和上层收入阶层通过抵押利息税额的减除而进行的住宅建设）以一种极度非生态的趋势蔓延——长途交通班车、夏天严重的臭氧浓度（几乎自然地与螺旋式上升的呼吸道疾病联系起来）以及农用土地的丧失。
开发商把破坏稳定一致的郊区风格（当然，由于建筑上借用了意大利式别墅和多利安式圆柱的风格而有所缓解）当作治疗城市文明崩溃和瓦解的万能药，这种崩溃和瓦解首先是在市中心地区，然后，这种致命的打击就传播到内郊。
就是在那里，在那个平淡普通的世界中，大多数的都市人口快乐地居住着，就像其他大多数的美国人一样，他们从来没有生活得如此舒心快乐。
这种商业化的“资产阶级乌托邦”
（如罗伯特·费希曼在1989年所称）住所奇特地混合了政治保守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那就是当代美国的特点。
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热诚而又独断的市长威廉·唐纳德·谢菲尔的支持下，这个城市还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努力试图扭转一些事情，伴随而来的就是公私企业合伙经营的形态，在市中心和内港恢复区投资从而把金融服务机构、旅游业和所谓的接待功能（so-calledhospitalityfun）吸引到城市中心来。
这个程序运转起来花了不少公款。
合伙企业一旦拥有了这些宾馆（海厄特只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投资了50万美元就获得了一个价值3500万美元的酒店），它就需要建造会议中心来填充这些宾馆，并取得一部分现在估算起来价值一年830亿美元的会议产业。
为了保持竞争力，政府还需要进一步投资1.5亿美元来建造一个更大的会议中心以招揽大型会议。
现在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一个巨大的“总部宾馆（headquartershotel）”
，那么所有这些投资都将无利可图，而这个“总部宾馆”
同样需要“大量的”
政府补助（大概是5000万美元）。
而且为了提高城市形象，差不多有5亿美元的资金被用来为运动队（其中一个运动队还是从克里夫兰挖来的）建造体育馆，这些运动队每年付给明星运动员的工资就是好几百万美元，球迷们就是为了观看这些明星运动员才会购买高昂的门票。
这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故事（国家足球联盟——值得赞助的福利客户——估计在1992到2002年期间将有38亿美元的巨额公款被投入到建造新的国家足球联盟体育馆上）。
国家花费了500万美元为足球体育馆建造了一个特制的轻轨车站，这个车站一年还使用不到20天。
然，这种恢复努力也有好的一面。
许多人来到内港，甚至发生了种族混合。
人们显然很喜欢观察别人。
而且，有一种共识在增长，即城市要显得生机勃勃必须24小时营业，大型书店和硬石餐厅要能够提供像贝纳通和香蕉共和国一样多的东西。
为了使这种行为可行就需要有大量的社会控制，而且这种控制的迹象无所不在。
接近这种行为的愿望使一些年轻的职业人员（没有孩子的那些人）回到市中心。
当“绅士化”
在标准意义上取代低收入人口时（就如它主要在港口周围发生一样），它至少在物质上恢复了城市中由于不被重视而慢慢侵蚀的部分地区。
政府为低收入者所建的一些破旧的公共住宅区已被爆破以便给更高质量的住宅和环境让路。
在各个地方，邻里们都紧密地团结起来，发展了一种特殊意义的社区，其目标是更安全的、更放心的居住场所，而不会堕落为疯狂的排他主义。
在一些邻里，为使穷困的社区获得新生，许多主要项目已着手进行，使用的是一批公私资源。
但所有这些都未能触及巴尔的摩问题的根源。
这些根源之一在于就业机会的迅速变迁。
1973—1975年第一次严重的战后萧条期间，制造业加速了它们的向外迁移（主要是向北方和海外），而且从此之后没有停止过（参见表8.2）。
比如说，造船业几乎消失，那些留下来的工业已经“缩小规模”
。
伯利恒钢铁厂在1970年雇佣30000人；在一轮又一轮的高科技投资之后——最近一次投资得到了500万美元的国家补助，现在，它只雇佣不到5000的工人，而维持相同的产量。
通用汽车公司——另一个值得帮助的福利客户——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收到了一笔巨大的城市发展行动津贴以便使它的装配厂继续开业，现在它威胁着要结束它的卡车装配业务，城市和州代表急于找到一揽子足够有效的援助方案以挽留它们。
与先前相比，港口操作的集装箱化和船运自动装载已将码头上的就业机会降低到微不足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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