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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大家有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一是因为语言哲学的研究从理想语言转向日常语言之后，日趋琐碎和断片化，似乎已经陷入了某种瓶颈，而认知转向则似乎让研究者们看到了某种另辟蹊径的新希望。
另一方面，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科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的兴起，使得一些和思维本性相关的传统哲学问题被激活，而这些新兴学科自身的新话语方式也为哲学思维提供了新的话语框架。
这自然就使得方法论略显老旧的语言哲学研究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
当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认知转向并非分析哲学界所发生的唯一大事。
传统的知识论研究、形而上学研究、伦理学研究也都在分析哲学的语境中重新崛起，目前这些分支在西方也有着数量众多的研究者，相关出版物亦非常丰富。
下卷之所以没有涵盖这些内容，其一自然是受限于篇幅限制，其二则是基于如下考虑：对于分析哲学的初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阅读一些经典文献来对分析哲学的大致样貌有所把握，而不必贪多求快。
在选编者看来，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的文献兼顾专业性、通用性和趣味性，因此，更适合被用作入门性文本。
另外，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语言哲学家的作品没有被收入下卷。
比如，我们没有选到分析哲学的奠基者弗雷格（Ge），没有选到大名鼎鼎的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的《逻辑哲学论》（尽管选入了其晚期哲学论著《哲学研究》片段），也没有提到普特南（HilaryPutnam）和戴维森（DonaldDavidson）。
这到底又是为何呢？
做出这种取舍，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哲学家或文本不重要，而是基于一些技术上的或是教学法方面的考虑。
从原则上看，本书所选编的哲学文本一般都取自于20世纪后半叶，因此，本书选入罗素发表于1919年的“摹状词”
已属“擦边球”
行为，遑论更早时候发表的弗雷格的著作。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无法选入在上世纪20年代发表的维特根斯坦的名著《逻辑哲学论》。
之所以不选普特南和戴维森，则是因为选编者更愿意将有限的篇幅留给达米特、克里普克和刘易斯。
具体而言，达米特对于意义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初具“认知转向”
的意蕴，而且按照选编者自己的“学术私心”
，他对于戴维森所代表的真值条件语义学的批评，似乎代表了一条更有希望的学术进路。
之所以选入克里普克和刘易斯，则是希望读者多了解一些关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相关讨论，因为这一讨论目前已经成为了理解当代西方分析哲学诸多论证的重要背景。
和上卷一样，在下卷的每篇选文之前，都附有一篇或长或短的导读。
选编者尽量在导读中压缩对于作者生平的介绍，因为过多的名人八卦陈列，对于理解其哲学思想并无太大帮助。
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分析哲学重视论证的学术风格，在为收入下卷的一些文本编写导读性文字的时候，选编者还写下了自己对于选文中论点的批驳意见，以便促进读者对于选本内容的更深入思考。
上卷的选编工作由俞吾金负责，下卷的选编工作由徐英瑾负责，另外徐英瑾也参与了上卷的选文导读撰写工作。
俞吾金徐英瑾
2013年9月
[1]说得更具体一点，不仅在今天的美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哲学界，分析哲学乃是主流的哲学流派，而且，甚至欧洲大陆的哲学界，目前也有着明显的“分析化”
倾向（譬如，芬兰、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的分析哲学研究都处于主流地位；在德国分析哲学的力量大约占半壁江山；在意大利，分析哲学在该国中北部大学有一定势力；苏东巨变后，分析哲学在立陶宛、克罗地亚等新兴小国得到复兴——甚至在苏东巨变之前，分析哲学在波兰这样的东欧国家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唯独在法国和俄罗斯联邦，分析哲学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学界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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