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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塞尔谈到意识的目的论时，他指责《判断力批判》。
问题不在于用从外面给人的意识规定其目的的一种绝对思维来加在人的意识上。
问题在于把意识本身理解为世界的计划，意识是为意识不包含和不拥有、但不停地走向的世界保留的，——把世界理解为其绝对必要的统一性为认识规定目的的前客观个体。
这就是为什么胡塞尔区分了行为的意向性——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有意识采取的立场的意向性，《纯粹理性批判》仅谈到了这种意向性，和作用意向性（fuionalit?t）——形成世界与我们生活的自然的和前断言的统一性，它在我们的愿望、我们的评价、我们的景象中的显现比在客观认识中的显现更清晰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提供我们的认识试图成为其用精确语言译成的译本的原文。
不知疲倦地在我们身上显现的与世界的关系不能通过分析变得更清晰：哲学只能把这种关系重新置于我们的注视之下，付诸我们的观察。
通过这种扩大了的意向性概念，现象学的“理解”
（préhension）就能与局限于“真实的和不变的性质”
的经典“理解”
（iion）相区分，现象学就能成为一门发生现象学。
不管涉及一个被感知物体、一个历史事件还是一种学说，“理解”
，就是重新把握整个意向，——不仅仅是它们为了表象、为了被感知物体的“性质”
、为了“历史事实”
的片断、为了由学说引入的“观念”
之所是，——而且也是表现在石子、玻璃或蜡块的性质中，在一次革命的全部事实中，在一位哲学家的全部思想中的唯一存在方式。
在每一种文明中，问题都在于重新发现黑格尔意义上的理念，即不是能被客观思维理解的一种物理—数学形式的规律，而是对他人、大自然、时间和死亡的一种唯一行为的方式，使世界成形和历史学家能够重述和接受的它的某种方式。
这就是历史的维度。
就历史维度而言，没有不包含一种意义的习惯的或漫不经心的人类话语和一种行为。
我以为我因疲倦而沉默，某某部长以为只说了一句合时宜的话，于是，我的沉默和部长的话具有一种意义，因为我的疲劳或部长的套话不是偶然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冷漠，因而是对处境采取的某种立场。
在被仔细分析的一个事件中，当事件发生时，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的：这人的名利欲，某种巧合，某种当时的处境看来是决定性的。
但是，偶然性相互补充，事实的片断不断堆积，它们描绘了对人的处境采取立场的方式，其轮廓已被确定和人们谈论的事件。
是否应该根据意识形态，还是根据政治，或根据宗教，或根据经济来理解历史？是否应该根据其明显的内容，还是根据作者的心理和他生活中的事件来理解一种学说？应该同时用各种方式来进行理解，一切事物都具有一种意义，我们应该在所有的关系中重新找到了同一种存在结构。
只要我们不孤立地看待它们，只要我们能进入历史的深处，只要我们能到达在每一种观点中得到阐明的存在意义的唯一内核，所有这些看法都是真实的。
确实，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不运行在头脑中，同样，历史也不用脚来思考。
更确切地说，我们不必关心历史的“头脑”
和“脚”
，但要关心历史的身体。
对一种学说的所有经济的、心理的解释都是真实的，因为思想者仅根据它之所是进行思考。
只有当反省能结合学说的历史，结合外部的解释，把学说的原因和意义重新放回一种存在结构中时，对一种学说的反省才是完整的。
正如胡塞尔所说的，有一种“意义发生”
（Sinngenesis），只有它能最终地告诉我们学说“表示”
的东西。
作为理解的批判必须全方位地展开，当然，为了驳斥一种学说，我们不能仅限于把学说与作者生涯中的某个偶然事件联系起来：学说表达更多的东西，在存在中和在共存中都没有纯粹的偶然事件，因为存在和共存吸收了偶然事件，以便对它们作出解释。
最后，由于历史在现在中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历史在连续中也是不可分割的。
就历史的基本维度而言，所有的历史时期都是一种唯一存在的表现或一个唯一剧情的诸插曲，——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有一个结局。
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存在，所以受制于意义，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法说出什么东西在历史中得到了一个名称。
*
现象学最重要的成就也许是在其世界概念或合理性的概念中把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客观主义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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