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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类学和社会学毕竟只是为了获得一些见解而注意语言学；没有什么曾预见出一种新的发现。
[8]
结构语言学的进步完全改变了这种局面。
这不仅是更新了语言学的前景；而且这种规模宏大的改造决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单独的学科内。
结构语言学肯定将对社会科学起到革新的作用，正像比如核物理学对物理科学所起的作用一样。
当我们试图估价这一革命的极为广泛的蕴意时，它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著名的结构语言学创始人N.特鲁别兹柯依亲自提供了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一篇纲领性的文章中[9]，他把结构方法简化为四项基本的操作。
第一，结构语言学把对有意识语言现象的研究转变为对其无意识底层结构的研究。
第二，它不把术语看做是独立的实体，而是把分析术语间的关系当做自己的基础。
第三，它引入了系统概念——“现代音位学不仅宣称音位始终是一个系统的一些部分，而且展现出具体的音位系统，并说明它们的结构”
[10]。
第四，结构语言学以发现一般规律为目标，既通过归纳法，也“通过演绎法，从而使这些规律具有绝对的性质”
。
[11]
这样，社会科学初次得以使一些必要的关系公式化。
这就是特鲁别兹柯依最后一点的意义，而前几条规则是说明为达到这最后一点，语言学必须如何进行。
我们的任务不是去证明特鲁别兹柯依的主张是正确的。
而绝大多数现代语言学家似乎都十分同意这一点。
但是当在一种关于人的科学中发生如此重要的事件时，那就不仅允许，而且要求相关学科的代表立刻来检验它的后果以及它对于别种现象的可能的应用。
新的前景由此而揭开了。
我们不再从事一种偶然的合作，在这种合作中，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各自按自己的方式思考，偶尔交流一下他们各自认为能使对方感兴趣的发现。
在关于亲属关系问题的研究（无疑还有对其他一些问题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形式上与结构语言学家相似的情形中。
如音位一样，亲属称谓是意义的元素；亦如音位一样，只有当它们整合到系统中去之后，它们才获得意义。
“亲属制度”
像“音位体系”
一样，是由思维在无意识思想的水平上建造起来的。
最后，散见在世界各地和根本不同的社会中的亲属关系模式、婚姻法则、在某些亲属关系类型之间的相似的规约态度等的重复出现，使我们相信，在亲属关系问题上和在语言学中一样，可观察的现象是由那些一般的但是潜隐的规律的作用造成的。
因此问题可以被归纳为：虽然亲属关系现象与语言现象是属于不同种类的实在，但它们是属于相同的类型的。
当人类学家运用与结构语言学在形式上（如果不是在内容上）相似的方法时，他们能在自己的学科中取得那种与在语言学中已经取得的一样的进步吗？
在作出一项进一步的考察后，我们甚至将更强烈地倾向于遵循这条道路。
当前亲属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以与语言学在经历结构主义革命时相同的方式被宣布提出的，而且看来也正处于对同样的困难的痛苦中。
在里弗斯与旧语言学的某些企望之间有一种明显的相似性，这种旧语言学首先是从历史上去寻找它的解释原则。
两者都仅仅是采用（或几乎仅仅是）历时的分析，而又必须用以说明共时的现象。
特鲁别兹柯依在比较结构语言学和旧语言学时，把结构语言学定义为“系统的结构主义和普遍主义”
，他将此与上述学派的“个体主义”
和“原子主义”
相对照。
而当他考虑历时分析时，他的展望却经过了深刻的修改：“在任何指定时刻中的一种音位系统的进化都由趋向于一个目标的倾向所指引……因此这一进化具有一个方向，一个内在的逻辑，这些是要求历史音位学加以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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