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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体制性权力的行为魔力，看到显露自身的权力和捍卫信仰的权力，换言之，看到强迫别人接受“社会公认性”
的权力。
任何一个特定的行动者都能占有从体制上予以承认的文化资本，正是学术资格使得资格拥有者之间的相互比较成为可能，甚至使得这些资格拥有者的相互替代也成为可能（用一个人在次序上替代另一个人）。
更进一步的是，学术资格能够在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之间设定转换率，这是通过保证特定的学术资本的金钱价值来完成的。
经济资本转换成文化资本后形成的这个产品，从文化资本的角度确立了特定的资格拥有者的价值，这种特定的资格是相对于其他的资格拥有者而言的，同样地，这一产品也确立了那种可以在劳动力市场用来交换的金钱价值（只有当学术投资所隐含的、最低限度的转换的可逆性得到客观的保证，学术投资才会富有意义）。
因为学术资格所保证的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也是建立在“物以稀为贵”
的基础上的，当行动者（在时间和精力上）作投资时，他们所获得的利润也许会比预期的少（在学术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率中，会存在着一种不可预料的变化）。
把经济资本转换成文化资本的策略，是导致正规学校教育爆炸和资格膨胀的短期因素之一，它受控于利润可能性的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利润的可能性是由资本的不同类型提供的。
二、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
，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
这些关系也许只能存在于实际状态之中，只能存在于帮助维持这些关系的物质的和或象征性的交换之中。
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班级的、部落的或学校的、党派的名字，等等）而在社会中得以体制化并得到保障，这些资本也可以通过一整套体制性的行为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交换中就或多或少地真正地被以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因而也就被维持和巩固下来了。
这种确定和维持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物质的和象征性的交换基础上的。
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
这意味着，虽然社会资本相对而言不能简化成某个特定的行动者，或与之有联系的所有行动者所占有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资本，但社会资本却从不完全独立于这些资本，因为交换将某些共识体制化了，而这些共识假定存在着对客观同质性的最低限度的再承认，还因为社会资本使得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本产生了收益增值效应。
从团体的会员制中自然增长出来的利润，是使利润成为可能的凝聚力的基础。
这并不是说，会员们有意识地追求这种凝聚力，那些精心挑选会员的俱乐部团体的情况亦如此，这些俱乐部被精心组织起来是为了集中社会资本，并因此从隐含在这一集中里的（增加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增值效应中获得全方位益处，并保卫会员的利润，既有物质利润，诸如从有用的关系中自然增长的各种各样类型的服务，又有象征利润，诸如从与珍贵的、有声望的团体的联合中所能获得的利润。
互联网络的存在并不是一种自然的既定性，甚至不是一种社会的既定性，这些既定性是由亲属关系的家谱体系的定义来体现的，亲属关系是社会结构的特征。
互联网络是针对体制所作的无休止的努力的产物，制度性的仪式标志着这种努力最根本性的时刻，为了生产和再生产那种能保证物质利润或象征利润的持久的、有用的关系，那种努力总是必需的。
换言之，关系网络是投资策略的产物，这些策略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的，它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针对某些社会关系的确立或再生产，而这些关系则是在短时间内或很长一段时间内直接用得着的社会关系，即把那些偶然的关系，诸如邻居关系、工作场所的关系，甚至亲属关系，转变成既必需又有选择性的关系，转变成从主观上感到有必要长久维持其存在（如感激的心情、尊敬、友谊等等）的关系，转变成在体制上得到保障的（权利）关系。
这是通过献祭的炼金术、象征性的建构来完成的，这一象征性的建构，是由社会体制（作为亲属的体制，如兄弟、姐妹、表兄弟等等或作为骑士、继承人、前辈的体制等等）产生的，它在（礼物、言辞、女人等等的）交换中、并通过这样的交换得到无止境的再生产，这种交换是象征性体制所鼓励的，而且象征性体制也预先规定并生产了彼此的了解和承认。
交换改变了那些已被交换成承认符号的事情，并通过彼此的承认以及它所隐含的对团体成员的承认，对团体进行再生产。
同样地，交换也重新肯定了团体的局限性，即局限性使得对建构性的交换的超越（贸易、共栖现象或婚姻）无法进行。
团体的每个成员就这样被建构成了团体局限性的管理人：因为对入会标准的界定，在每一次有新成员入会时总会成为一个问题，团体的每个成员可以通过某些不适当的结合形式，改变合法交换的局限性，并进而改变团体。
在大多数社会中，婚姻的准备和结束都应该是整个群体的事情，而不只是直接相关的行动者的事情，这是很合乎逻辑的。
当新成员被引进一个家庭、氏族或俱乐部时，团体的整个定义（其界线、身份）就会出现问题，而必须被重新定义、修改、变通。
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对交换的确立似乎丧失了垄断权，而那种交换则可以形成持久的关系，不管这种关系是得到社会认可的（像婚姻），还是没有得到认可。
不过，家庭也许还能继续控制这些交换而同时又不逾越自由放任的逻辑，那种控制是通过旨在保护合法**换，排除不合法交换的所有机制来进行的，如通过创造机会（如集会、巡游、打猎、晚会、招待会等等），提供场所（优美的街区、学生经过挑选的私立学校、俱乐部，等等），或提供活动（如引人入胜的运动、客厅游戏、文化庆典，等等），这些机制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将尽可能同质的个人集结到了一起，以保证团体的存在和延续。
社会资本的再生产预先假定了对社交活动的不间断的努力，假定了交换的连续系列，在那些交换中认同感被无休止地肯定和再肯定。
这个工作，包含了时间和精力的花费，并直接或间接地花费了经济资本，它并不是有利可图的，这让人有点难以想象，除非人们在其中投资了一种特别的能力（家谱关系的知识、对真正联系的了解以及运用这些联系的技巧，等等）和一种后天获得的性情，而收益就是获得并维护这种能力，这些东西本身就是这个资本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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