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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宁说，在摹状词和专名之间存在着某种重大的逻辑区分：前者实质上必须被分析为逻辑函项，即带有空位的、未被满足的函数式子，而后者则是被填充到这些函项空位中的自足的语言单位。
按照这种分析，一个看似是名词的摹状词，其实和动词一样都带有“谓述”
的色彩，因此不能够成为句子的真正主语。
按照这个思路去分析一些日常语句，我们就不难由此消除一些让人困惑的哲学问题。
比如，“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
这句话，论其主语，似乎是“当今法国国王”
，谓述似乎是“是秃子”
。
按照排中律，此话非真即假——但按照常识，既然“当今法国国王”
这主语无所指（法国早就没有国王了），那么这话既不真也不假。
这样，在常识和排中律之间就产生了冲突。
而按照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这个冲突是很容易被化解的，因为这话的主语压根儿就不是“当今法国国王”
，因此也谈不上对于当今法国国王之存在的“本体论承诺”
。
毋宁说，这话的真实逻辑形式乃是：
“有且仅有这么一个对象，如果他是当今法国国王，那么他就是秃子。”
很显然，就今天的法兰西而言，这个句子是无法被满足为真的，因为既然不存在一个使得命题函项“当今法国国王”
被满足为真的对象，整个句子也就无法被满足为真。
因此整个句子就是假的，而排中律也就没有被违背。
一些读者可能会奇怪，对于这些琐碎的语言问题的讨论到底有什么哲学意义。
对西方哲学史比较熟悉的读者应当会记得，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观，世界是由很多作为个体的实体构成的，而实体的属性必须以前者为支点才能够存在。
从语言角度看，实体往往对应于主—谓判断句中的主语，而属性则往往对应于此类语句中的谓述部分。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实体主义的思维传统一向是重实体而轻属性的，这反映到哲学语言中来，就是重实体而轻谓述。
而罗素则似乎将这个传统颠倒了过来。
他的策略是：很多所谓的主语其实都可以被视为“伪主语”
，即需要通过数理逻辑的手段被清洗为谓述。
经过这番清洗以后，我们最终会发现，句子的真正主语乃是被量词约束的变项，而这些变项压根儿就不指涉任何实体。
这样一来，一种反实体主义的新形而上学观也就呼之欲出了。
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还带来了一个比上述形而上学革新影响更为深远的元哲学后效，即：使用形式化工具进行语言分析，乃是哲学工作必须经历的一个重要预备阶段。
从此以后，对于形式化工具的某种或多或少的依赖，几乎成为了一切分析哲学流派的共同特点，甚至日后对日常语言抱有一定同情的牛津日常语言学派，也很难说是在隔绝一切形式化努力的前提下进行哲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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