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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预设现在都遭到了斯特劳森的挑战。
其一，他对日常语用直觉恰恰持有很强的同情态度。
这也就是说，日常语用直觉是他进行哲学分析时一直参照的一个标准。
其二，他区分了语句本身、语句的使用以及语句的表达。
具体而言，“语句本身”
指的是语言符号自身的构成形式，“语句的使用”
指的是这些符合和相关语境的结合，而“语句的表达”
指的是某种对于语句的真值指派活动。
按照这种分析模式，要像罗素所建议的那样，超越一切语境对语句的表达和使用作出某种不可修正的说明，乃是不可能的。
举个例子来说，“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
这话必须放在特定语境中才能够得到完整的分析——它在历史上曾经是真的，而在当下的语用环境下则未必（注意：斯特劳森并没有像罗素那样认定它现在就是假的，详下）。
其三，也正因为前两点，他认为只要我们在直觉中觉得排中律可以被违反，违反排中律也算不上什么大罪。
比如，对于一个当代人来说，“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子”
的真值就很难确定。
一种更自然的反应是说：“这个命题的意思暧昧不清，我不晓得它说的到底是什么”
，或者是说“我不知道它到底是真是假”
。
其四，命题真假的终极判准不能够直接和实在相挂钩，因为其真值条件要复杂得多。
按照上面的分析，这些条件牵涉到了语境因素，并牵涉到了言谈者对于语言的使用。
由此，语词的意义也不能够被简单地视为对于外部对象的指称，而语句的意义也不能够被简单地视为对于外部事实的描绘。
毋宁说，语言单位的意义牵涉到的是在一定场合下使用这些单位的种种规则、习惯和约定。
其五，也正因为上述这一点，意义和断真是可以彼此脱钩的，因为对于种种规则、习惯和约定的领悟并不担保在某个语境中成功的真值指派。
本文的哲学意义在于，它将语用因素明确地带入了对于语句意义的分析，并由此使得意义和实在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那么直接。
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早期分析哲学轻视语用分析的治学风格，并对后世的分析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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