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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时代都因为有着自己的历史语境，而选择一定的出场路径，因而选择一定的出场方式，进而会形成一定的思想和理论的出场形态。
我们需要追问的与其说是思想的在场，不如说是实践问题的在场和历史的在场。
我们需要评价的与其说是历史的思想表达，不如说是解答历史时代问题本身。
因此，本书的研究视角重点在那些引起、催生、形塑思想理论的问题，回到事情本身去探索那些问题，因而把思想的前沿还原到问题的前沿，以此为坐标，然后再做学术对话和评价。
这些问题都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
从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与马克思新世界观从当年到当代创新转换的逻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路径实践路径与文化路径文化路径；从现代性复杂语境中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探索，到资本逻辑批判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与民主政治道路，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全球文明冲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辩证法，等等，在问题分析中评价，在评价中让问题对照，让学界的各种学术思想置身于这一坐标，形成让读者能够清晰把握的知识图谱。
因此，“出场学”
逻辑选择的叙事中心必然是“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
立场。
本书研究的第二个特点是着力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视域，这是学术研究内在的方法论前提。
对于研究视域的反思，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性批判。
黑格尔曾经这样阐释理论体系与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论体系无非是方法+内容。
方法论视域对于内容的关系，是研究的主体前提和对象的关系。
虽然两者可以形成所谓解释学循环，但是无论如何，不同的研究视域将使同样的史料对象呈现不同的理论结构。
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正因为以往的学术史研究往往注重史料本身而相对忽略作为构造理论体系的前提批判，才会表现为“剪刀+糨糊”
的历史。
在这一意义上，对视域问题的研究才更深刻、更内在、更前沿，更需要反思。
本书关注研究视域，比关注直接的研究结论更为根本、更为重要，也更具有挑战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形成了若干研究视域，彼此之间发生了若干对话和争论。
本书关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存在的视域之争，指明其存在的偏颇和未来整合的趋势，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建议。
关注研究范式和学派谱系的状况，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
正如本书稍后将详细阐释的那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多年研究中逐步达到了方法论自觉，形成了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基本原理研究和阐释范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范式、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话范式对话范式、新领域研究与部门开拓范式以及出场学研究范式等各种研究范式。
可以说，研究范式作为研究路径、方法、规范的总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好的思维工具和方法论，也是各个相关学派借以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志。
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创新理论的独特功能和价值。
科学辨识各研究范式的基本特征、创新功能、历史成因、存在问题和学术地位，是深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多元创新的整体学术图景的主要基础。
只有认真考察各个范式以差异方式推动理论创新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发展图景之间的关系，才能把握这一时代创新的学术史。
各个研究范式当然都有自己的历史的和思维的局限，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各个研究范式超越自身局限的逻辑旨趣最终都经过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而指向了“出场学”
研究。
以“出场学”
范式来把握学术史的范式图谱的构造与演变，可以深度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学术史，可以为我们找到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前沿演化的规律。
[1]参见《陈独秀著作选》各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李大钊文集》各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瞿秋白文集》各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恽代英、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艾思奇、吴玉章、董必武、陈启修、李剑农、徐特立、邓初民、陈昌浩、谢觉哉、来逸民、王学文、孙冶方、薛暮桥、沈志远、陈翰笙、柯伯年、许德珩、李剑华、严景耀、冯和法、姜君辰、鲁迅、周扬、胡风、冯雪峰、王亚南、钱俊瑞、王思华、许涤新、彭迪先、郭大力、翦伯赞、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侯外庐、尹达、叶蠖生、何干之、华岗、李鼎声、费孝通、孙叔平、肖前、黄枬森、李秀林、陈先达、高清海、陶德麟、叶汝贤、罗国杰、郑杭生、刘国光、胡代光、卫兴华、张薰华、项启源、吴易风、吴宣恭、洪远朋、沙建孙、彭明、张静如、杨承训、刘思华以及当下著名中青年学者如孙正聿、张一兵、杨耕、逄锦聚、顾海良、程恩富、侯惠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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