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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作为曾经的“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倡导者，在《交往实践与主体际》（1999）和《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2003）、《全球化与交往实践的哲学》（2003）等著作中则详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的理据。
认为“主体际问题是当代哲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非用交往实践观不能科学解析；主体际思维又是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后现代哲学的基本思绪，非用交往实践观不能超越和扬弃；作为21世纪的中国哲学，应当深刻而准确把握当代全球发展变化的主脉，融会中西马，重建哲学视界，这一把握和重建的着眼点，非交往实践观莫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重建的理论范式，当为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13]。
当然，关于体系之争没有最后的定论。
是非曲直当然应当由读者评判。
不过，所有体系创新研究争论的主要思想资源在于以下两点。
一是随着开放时代的到来，一大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别是反叛苏联教条主义理解的实践哲学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传入中国，启发了中国学者的理论想象。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中“实践地位的再发现”
成为一种学术时尚。
争论涉及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马克思著作中创建新世界观和哲学革命本质的理解，进而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本性的重新理解。
二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开启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将马克思的实践观作为破除旧的观念崇拜的主要杠杆，因而，科学实践观作为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本性地位被极大彰显是必然的。
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范式也拓展到了其他相关领域。
当然，而后的一系列新领域研究和部门拓展也与之相关。
例如，价值论、价值哲学、价值评价领域的相继开辟，就是这一范式的重要成就。
马克思主义不仅研究真理，也要研究价值、价值观和价值评价。
1934年，张东荪出版中国第一本《价值哲学》，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
20世纪50年代，在批判实用主义真理观时，也涉及价值和效用问题，但是大都将价值归之于资产阶级哲学范畴而加以否定。
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深入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时，1980年杜汝楫就发表了《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初始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认识问题。
[14]此后，罗国杰发表《试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价值观》一文，第一次明确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作为专门范畴加以讨论。
[15]同年，刘奔、李连科在《光明日报》发表《略论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一文[16]，此后关于价值问题研究就如火如荼，迅速兴起。
1985年10月，李连科出版全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著作：《世界的意义：价值论》；1987年，李德顺《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出版；1989年，李德顺主编《价值论译丛》问世；1991年，李连科《哲学价值论》出版；1992年，袁贵仁《价值学引论》出版，这是将价值论研究引向新领域、新学科、新部门创制的奠基之作。
此后，国内出版了数十种相关著作，发表了3000多篇学术论文，价值研究迅速成为显学。
深描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关于价值研究成果惊人的爆炸式增长而成的知识图谱，我们不免要深思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源于时代，源于改革开放关于人们价值、价值观转型建构的需要。
这一研究最大的成果，就是理论上建构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和价值学，在实践上引导全国对于改革开放时期人们价值观转型的高度重视，因而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和出场。
[17]
原理研究与体系创新范式虽然脱胎于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原理研究依然采用教科书话语或原理方式来阐释自己的观点。
虽然对体系的重新理解有了自己的见解，但是话语方式依然是直言式，对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做出直言判断。
论据虽然来自原典，也来自现实，但是无论对原典的引证或者对现实的反思都没有摆脱教科书话语的弊端。
原理的直言式话语具有一种上位者的气势，然而，依然没有摆脱前提批判的反思式追问：如何才能说明体系见解的准确性？一种体系之被阐释地在场其合理的根据何在？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开放的，需要我们穿透体系理解本身，去追问造就体系、让一种时代体系出场的历史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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