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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特点是研究旨趣发生转换，从早期仅为原理教学提供思想史佐证转变为独立探索、创新理解经典作家思想发生发展和本真意义的独特路径。
世纪之交进入第三阶段，为方法论自觉阶段。
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人才济济（不仅有老一辈著名学者如黄枬森、陈先达、庄福龄、徐琳、孙伯鍨、刘嵘、高奇云、叶汝贤、余源培、金隆德、任吉悌等，而且涌现出一批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学者如张一兵、俞吾金、吴晓明、杨耕、丰子义、程恩富、姚开建、王东、何萍、鲁克俭、王金福等，更为年青一代如唐正东、聂锦芳、韩立新、胡大平、张亮等人也崭露头角）。
这一时期成果卓著，如程恩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2006）、姚开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2010）、何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2009），以及马工程本《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2012）、《科学社会主义史》等，都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要著作。
而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学界深度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风格、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作为一种深度耕耘、创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学术影响甚至超过原理创新。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一是研究语境大为改观。
MEGA2的传入，中文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陆续出版，为在中国语境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本资源；同时中国学者对外交流更加深入，与境外研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学术联系，不仅有更深入的学术成果交流，更有研究方法的相互影响和借鉴。
着眼于与当代西方“马克思学”
对话，深化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主题的专题研究，形成了新的研究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脱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然而两者的重大差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解读目的在于“证明”
原理教科书出场有据可循，它们不但不注重思想出场的历史性和变迁性，相反，注重的是原理在文本中呈现的高度同一性，因而不过是原理教科书的从属物；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逐渐具有了真正的历史视域，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发展和不断创新的角度来阐述话语内涵，因而必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个历史发展着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作为一种范式的创新指数值高于教科书而低于原理研究和体系创新，为0.219，甚至仅高于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而为次低。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思想史叙事被强调要忠实于原始语境，因此，任何解释和发挥都有可能背离这一初衷。
显然，支配这一初衷的基本原则是一个传统解释学（客观解释学）的文本中心论思想。
泯灭自我而尽可能融入思想史的原初语境和文本意义，成为这一研究范式的主要理论旨趣。
尽管如此，在这一范式的创新功能驱动下，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历史学派。
这一创新的范式与学派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阐释思想出场的历史性。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态度上，这一范式与教科书范式最显著的差异，就是以思想出场阐述的历史性补足了教科书的原理性描述“非历史性”
的内在局限，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达到了“每一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
这一思想原则的高度，强化了历史性叙事特征，恢复了马克思哲学革命关于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的观点。
历史性使一切原理，包括最基本原理都具有了历史的性质。
陈先达教授的《走向历史深处》一书就是关于深描马克思早年思想出场演化史的历史逻辑的专著，它揭示了马克思如何仅仅从基于“思想在场”
的哲学批判而转向思想背后的历史语境反思，通过资本批判进而让真正的历史出场的历史图景。
这一范式造就的学派也因此而令人瞩目。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培养的学术团队一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学派中学者团队著名学者最多、成果最为丰厚、研究范式最为一致、相互协作最为紧密的一个学派。
此外，北京大学黄枬森领衔的学术群体、南京大学孙伯鍨、张一兵团队，中山大学刘嵘、高齐云、叶汝贤、徐俊忠团队，等等，都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一个学术范式较为统一、理论成果相互关联、学术协同较为紧密、理论风格大致相近的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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