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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同当时的政治部、军队政治部翻译机构，共同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本、《列宁选集》16卷（原计划20卷），以及关于哲学、文艺、军事方面的原典文献。
通过编译，也培养锻炼了一批学者，如艾思奇、何思敬、吴亮平、王学文、张仲实、博古、柯柏年、李达、邹韬奋、钱俊瑞等。
1949年，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俄文翻译局，主要翻译俄文的经典文献；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正式成立，开始系统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改革开放新时代，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编译和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经过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先驱者的努力，特别是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编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1955年到1985年，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MEGA1）50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中文第二版60卷；《斯大林全集》13卷；《马列主义文库》中文版21种；《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列宁专题文集》5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二版各4卷；《列宁选集》第一、二、三版各4卷；等等。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之一。
全面、系统的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保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理论立场的坚定性，并且不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强大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就是要求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与研究提供的系统的、完整的编译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为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理论基础、源头活水。
改革开放以来，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的出场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背景：第一，是对教科书和原理研究长期形成的教条主义的否定。
如前所说，苏联的教科书主要问题在于平行而非历史地援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并且将之作为一成不变、永恒在场的教条对待。
打破这一僵化理解的方式，恢复马克思哲学的历史现象学性质，就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正如张一兵教授自己所说的：这一解读模式就是要还历史的马克思的原初语境和本真面貌。
“摆脱对教条体制合法性的预设，消除现成性的强制，通过解读文本，实现中国人过去所说的‘返本开新’。”
[23]因此，与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不同，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更关注思想的历史生成和历史演化。
但是，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范式思想史研究范式相比，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的特点在于通过主张“回到马克思”
，启封被长期被遮蔽的“马克思原初语境”
，冲破苏联教科书教条预设，更加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的深度耕耘和意义探索，更加关注文本结构、“思想构境”
的挖掘。
通常以扎实的文本文献解读来历史地开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原境和出场逻辑，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式。
进一步，成为两大学术图景历史性转换的标志。
因为教科书改革范式教科书改革范式还成为“原理研究”
学术图景的主要轴心范式，由它支配并带动了纵横两轴的展开——作为横轴的原理研究和作为纵轴的原著解读，因此，《回到马克思》对教科书改革轴心范式学术图景的颠覆就成为开启新学术图景的转折点和标志。
原理研究尽管力图突破苏联僵化教条，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但是正如张一兵教授所言：由于他们采取的仍然是苏联的“凡是”
话语，并未根本摆脱“凡是”
思维范式，因此，最终结果只是用一种新的主观臆断来取代旧的主观臆断。
纵轴就是马克思主义原著解读。
乍看起来，原著选读或解读似乎就是文本学范式的前身，与后者一脉相承。
其实不然。
虽然原著选读表面上有一种时间历史选择，大致可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中期、晚期文本，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的。
因为，在选编者看来，文本入选的标准其实就是一个：真理，或者是原理，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思出有据，至于这一根据出自马克思恩格斯谁的文本、在何年月，并不重要。
时间历史在这里是被遮蔽和虚化的。
时间间距恰好是需要被消灭的因素。
没有时间、没有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永恒在场，这才是原著选读的真正目的。
真理、原理的“同质性”
是选择的唯一标准。
因此，与其说是历史性的文本学解读，不如说是穿着原著外衣出场的原理教科书。
由教科书和教科书改革为轴心范式而生成的纵横两轴，就构成了这一年代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学术坐标。
而这一坐标的拓展，就是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学术图景。
当人们沉迷在这一原理研究的学术图景中难以自拔的时候，需要有人当头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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